（来源：沈阳晚报）

转自：沈阳晚报

□杨锐

我记忆里的年，是从母亲腊月初一掸尘的笤帚上，簌簌落下的第一缕灰开始的。那灰在晨光里浮沉，像极了时间的碎屑。自此，家中便再无宁日，母亲的年，是一场盛大、绵密、从清晨持续到深夜的操持。

父亲的年，确有一桩风雅事，那便是请村里的老先生来写对联。父亲早早裁好红纸，在八仙桌上摆开阵势，恭敬地立在一旁，如同侍奉笔墨的书童。母亲这时是难得清闲的看客，她系着围裙，倚在厨房门框上，手里或许还捏着一把葱，笑盈盈地看着。墨汁的微臭与厨房飘出的炖肉香奇异交融，这便是年的底色了。对联写罢，母亲整治的一桌酒菜便上了桌。父亲和老先生聊得欢，母亲则不时从厨房添一碟热菜来。

然而风雅是片刻的，踏实冗长的年事，全压在母亲肩上。她的战场在厨房、在井边、在每一个需要擦拭明亮的角落。糯米要磨成粉，蒸成年糕，洁白晶莹，一层层码在青花瓷钵里，像封存起来的一叠叠小月亮。腊肉早在冬阳下晒出了油润的琥珀色，此刻取下，用温水细细刮洗，预备上锅蒸腾出撩人的咸香。每一只碗，每一口锅，都要经过她的手，焕发出一年中最鲜亮的光泽。她的手总是湿的，不是沾着洗米水，就是带着油渍，在围裙上揩一揩，又去忙下一桩。

母亲的忙碌，是一种笃定的韵律，踩在腊月的鼓点上，不疾不徐，却步步坚实。

母亲也是极爱生活的人。她的爱，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细微的装点。对联贴好后，父亲裁剩的边角红纸，母亲一片也舍不得丢。她剪成巴掌大的方块，或手指宽的红条。方块的，贴在米缸、面瓮、衣箱上，像是给静默的守护者颁一方朱红的勋章；长条的，则斜斜地贴在院里的桃树、梨树，甚至墙角的扫帚和锄头把上。经她一点缀，萧索的冬日院落，忽然就生动喜庆起来。那锄头倚在墙边，柄上一抹红，像个披了彩绶的劳碌汉子，腼腆地歇着脚。这些都是她对日子朴素而美好的祈愿。

最动人的，在除夕下午。当父亲终于贴完最后一张“六畜兴旺”，母亲也已完成锅灶上最繁重的活计。她会打来一盆温水，然后，她唤我和妹妹过来，一个个洗手，用崭新的毛巾擦干。这仪式安静极了，只有水声哗哗。她低着头，握着我们脏污了一冬的小手，指甲缝里的泥垢，掌心的草汁，都被她耐心地、温柔地涤去。洗过的双手，清清爽爽，散发着肥皂的香气，仿佛这样一洗，便洗去了一年的顽劣与尘垢，有资格去触碰崭新的衣裳和压岁钱了。这之后，她才会用这水，去擦拭饭桌的腿、条凳的边，最后，轻轻泼在院中那棵老树的根下。

许多年后，当我自家厨房里，为年夜饭手忙脚乱时，眼前总会浮现母亲腊月里的身影。她的年，以汗水为刻度，全然倾注于具体的生活本身。她敬重每一粒米从仓廪到饭桌的旅程，敬重每一件器具被使用磨损的痕迹，敬重这个家从人到物再到草木，一切需要被温暖、被洁净、被祝福的生命。

那笼罩我们的、红得毛茸茸的光晕，并非只来自灯上的红纸，更源于母亲用整整一个腊月的光阴，为我们慢慢煨出的，一团庞大、无声而滚烫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