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上海龙华殡仪馆外下着小雨，悼念潘汉年的人群却挤满了长长的道路。人们议论纷纷：“潘副市长到底犯了什么大错？一辈子浴血抗日，说他有‘历史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这种疑问很快传到北京，也传到了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陈云耳中。
时间转到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看完一份简报，合上眼镜，抬头对秘书说：“电话打到公安部，潘汉年的卷宗，一件不漏，下午送来。”声音不高，却不容置疑。两小时后，装着厚厚档案的牛皮纸袋被搬进了陈云的办公室，十几年来尘封的往事，重新被拉开。
陈云为何突然出手？原因并不神秘。改革开放初期，平反冤假错案成为清理党史的重要环节。潘案是个绕不过去的坎：时间拖了二十五年，涉案者又是驰名海内外的情报奇才，越晚澄清，越影响党心、军心、民心。更现实的压力在于，廖承志、胡立教、夏衍等熟知内幕的同志屡次反映：“潘汉年不是‘特务’，是大功臣。”陈云必须给出一个说法。
为了不遗漏细节，陈云不仅调卷，还约谈知情人。那天晚上，东交民巷一间灯火通明的小会议室里，夏衍回忆起往事，声音沙哑：“潘老弟当年在上海送出的情报，救了多少人啊。”言辞激动，停顿几次才压住情绪。陈云静静听，偶尔记录，眼神里满是专注。调查组此后分三路：一路核对原始电报，一路走访老战友，一路梳理中央旧档。凡涉机密，只能在指定屋内查阅，门口24小时值守，可见慎重。
案件的源头要追到1943年。那时，37岁的潘汉年以华中局情报部长身份潜入伪都南京。李士群、胡均鹤突然逼他去见汪精卫，想借此向汪邀功。短暂谈话里，潘一句“我可把你的话转给延安”，既稳住汪，也留下了风险伏笔。事后他未及时报告，十二年悬在心头。
1955年3月，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号召干部自报历史问题，强调“隐瞒不报，罪加三等”。潘想到南京那一幕，夜不成寐，终在陈毅处交代。陈毅写信代呈，毛主席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即，潘被捕。此后二十二年，他在狱中、病榻上反复申述，却始终无果。
问题就卡在“私见汪伪头子”这几分钟的会面。有人认定他被策反，有人坚持那是苦肉计。1955年5月29日，李克农上送报告，详细列举潘多年来的情报功劳：从苏德战争爆发的预判，到太平洋战争前夜的秘密情报，桩桩件件，都可在中央档案中对照。然而，这些材料当年未能左右定案。政治风云有时比枪林弹雨更难躲。
有意思的是，陈云本人对潘的印象并不止于纸面。早在1933年，他在瑞金和这个年纪轻轻却能背诵《史记》的江南青年并肩工作，知晓其胆识与文才。1977年陈云南下养病时，偶从老友口中听到潘的境遇，心中“咯噔”一下：如果真的冤了一个功臣，历史岂能再拖？
中纪委的复查持续到1982年5月。调查报告厚达二十余万字，附证据材料三十余卷。证人证言、日伪档案、地下党电报、中央决策批示全部串联。核心结论只有一句：1955年定性不当，缺少关键背景与上下文。8月23日，中纪委公文发出，为潘汉年彻底恢复名誉、政治待遇与党籍，并抄送国务院、总参、上海市委。
通知电传上海时，已近深夜。守机室的老电报员读完长长的加急件，摘掉耳机，低声说了一句：“总算等到了。”短短一句，却比任何豪言壮语更沉重。
值得一提的是，潘案平反对情报系统触动极大。许多隐姓埋名的老地下工作者从此敢挺直腰板，有人晚年才拿出当年密写的药水笔，“原来真的用得上。”也有人叹息，错过了见证正名的同袍。
回望陈云这步棋，不只是“为同志平反”那么简单，更关乎党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公信力。对错要分清，是非要说透，功劳与过失皆有据可查，才能让后来者心里有杆秤。历史不会开口，却从不失语；档案不会撒谎，却需要有人去翻开。陈云选择了在1980年的冬天动手，也给潘汉年、给那段秘密战线，画上相对公正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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