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初春的深夜，西长安街上已是寂静无声，可中南海菊香书屋仍灯火通明。屋里，毛泽东把一本《史记》阖上，抬头问年轻秘书一句：“高祖用韩信，凭的是什么？”田家英毫不迟疑，答道：“知人善任。”主席点头，又翻回书本。那一夜，二人对典故连珠对答，桌上的煤油灯烧完第三壶油才熄灭。彼时，外人都说田家英“得君王之知”，谁也想不到五年后，会有那道冰冷的叮嘱：“今后我若不找你，你就别再来见我了。”
田家英出生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的成都。三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少年命途多舛。被赶出学堂去药铺点灯配药，他却硬塞两本翻旧的《古文观止》进袖筒，趁掌柜打盹偷读。那时他给自己写下一句誓言：“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十三岁起向报刊投稿，散文《春》在《川南日报》见报，署名“田家英”，从此这个笔名陪了他一生。
一九三七年冬，流亡学生云集西安继续北上延安，“打鬼子，救中华”的口号此起彼伏。十五岁的田家英把全部稿费换成干粮，跟着队伍走进陕北塬。陕北公学的土窑洞里，他在油灯下抄写《共产党宣言》，字迹工整。半年后，他光荣入党。课余时间他为《解放日报》写杂文，《从侯方域说起》传遍延安窑洞。毛泽东看后让人把作者找来，两人在枣园院子里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临别时，毛泽东笑说：“以后多写，文章是有锋刃的刀子。”年仅十七岁的田家英心里暗暗发誓：此生要给这位领袖当好笔杆子。
一九四九年九月，北京城刚从硝烟中苏醒，胡乔木把田家英的名字写进《中央机关秘书人选表》。二十七岁的他成为主席的政治秘书，负责起草文件、整理新中国法律草案，还要管理领袖的私人藏书。毛泽东爱书如命，常常半夜找某一部典籍比对史料，田家英必须随叫随到。有天凌晨，主席急需《说文解字》，整座大院只他能迅速在万余册里摸到那本线装书，于是“活目录”这个雅号就在机关里传开了。
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夕，开幕词迟迟未定。主席亲笔写了两稿都摇头，把稿纸丢进火盆后，抬头一句：“家英，你来试试。”田家英拿着空白信笺，在走廊里踱了十分钟，提笔便写：新中国完成三大改造，五年计划硕果初成……两千字一挥而就。大会上，这篇致辞被掌声打断三十余次。会后不少外宾好奇，是谁写的？主席淡淡一句：“我那年轻人写的，他叫田家英。”人们这才知道，这位体形瘦削的四川小伙子早成了“主席之声”的幕后铸剑师。
田家英性子耿直，遇事喜“顶真儿”。六十年代初，全国农村困难重重，他下乡足足跑了三万里，写出《农村若干政策措施建议》。这份报告后来被整理为著名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六十条》。文件颁布当天，周恩来握手感谢，他却只回一句：“是底层农民教会了我。”言语朴素，却透着掷地有声的担当。
然而锋芒太露，也难免碰壁。一九六五年底，江青等人开始对吴晗《海瑞罢官》发难。毛泽东让田家英先看再谈看法，他阅后回答：“史实与影射并无必然联系，文章可议，可不必上纲。”此话传到有人耳中，立即成了“为反党言论张目”的把柄。几周里，告状信雪片一样飞进中南海。三月某天，毛泽东在杭州西楼见他，只说了一句：“今后我不找你，你也不要来见我。”语气平静，却像门梁坍塌。
回到北京，田家英把工作笔记、私人书信一一装箱封存，向同事交代：“文件还在原抽屉，谁来查都行。”五月上旬，他写下最后一行字：“相信党，问题终会水落石出。”随后走进永福堂，将一条白绫系在横梁。四十四岁的生命，停在那个昏暗的清晨。
多年后，清查小组拆封他的行李，发现满满几箱子书，另有整齐的考察笔记和几页未完的文章草稿。无一人敢断言，这样的头脑还能为国家写出多少智谋。然而尘埃落定，却已是一九八零年。那年三月，北京八宝山举行追悼会，邓力群挽词写道：“家英同志，一生坦荡，唯恨天不假年。”白菊遍地，老同事抹泪，新人恍然知晓这位埋名多年的“无名英雄”。
田家英的二女儿回忆，父亲在家从不议论机要，只和她比赛背古诗；他常说：“肚里有货，才敢直腰。”妻子陈志娟则记得，他备课给毛岸英讲历史时，把时间地点事件全写在火柴盒那几行小字上，却能讲足整晚。有人评价他“成也读书，困也读书”；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读书赋予了他铁肩，而铁肩挑起了难以承受的重负。
田家英的故事并未随着一纸结论结束。今天在中央档案馆，他标注了万余条注释的《毛泽东选集》依然摆在陈列柜里；那一座他亲手规划的书库，也仍为后人提供参考。历史的潮汐滚滚向前，留下的是文字，是风骨，是在风雨至暗时刻仍然仰望星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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