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10日，北京的寒气尚未褪尽，入夜的车站汽笛声此起彼伏。列车缓缓停下，结束访苏的毛泽东走出车厢，他第一眼便在人群里找到了梁漱溟。厚呢子的衣领挡不住笑意，两双手紧紧相握，隔着三十二年的往来、两万里的波折。看热闹的人甚至听见梁漱溟轻声说：“主席，您辛苦。”声音微颤，却十分清楚。
这一次重逢与其说是朋友叙旧，不如说是未完对话的续篇。早在1918年，两人就曾在杨昌济家门口打过照面：梁漱溟是阔步北大课堂的青年教授，毛泽东还是图书馆助理员。一个每日在课堂上论儒释道，一个刚开始翻西方社会学的新书。两人互有好奇，却未深交。
真正打通心结，发生在1938年延安宝塔山下。抗战正炽，梁漱溟抱着“乡建理想”奔赴陕北，想问一句“救国路在何方”。两位读书人面对油灯整夜长谈。梁漱溟后来回忆：“听他分析敌我强弱，愁闷一扫而空。”自此，他对毛泽东的战略判断心有服膺，却依旧保留自己对“渐进改良”的执念。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响彻礼炮。周恩来望向远处，遗憾地嘀咕：“梁漱溟先生没来。”毛泽东没说话，只是记在心上。三个月后，这封写着“请来京一叙”的电报寄到山东邹平，梁漱溟拎起小包就上了列车。
初到中南海，毛泽东特意安排在颐年堂设席。听说梁先生吃素，桌上竟只有几样素菜。席间，毛泽东打趣：“今天咱们统一战线，全桌跟您一道素一下。”饭后夜谈，天快亮才散。梁漱溟直言“得天下易，治天下难”，毛泽东笑着反问：“只要大家一条心，难处也就无非多走几步。”
随后半年，梁漱溟奔走河南、山东、苏北乡村，写下厚厚的调研笔记。9月23日回京复命，他递上报告，字字句句带着田间沃土的湿气。毛泽东细看后说：“再去广州比较看看。”梁漱溟摇头，想先静下来写文章。毛泽东拍拍他的肩：“好，先歇口气。”于是那间颐和园四合院亮起灯火，两年未熄。
一天散步，梁漱溟忍不住吐露心声：“主席，您真伟大！”这句话颇像学生对恩师的膜拜。毛泽东摆手：“我们是老朋友了，何必如此？”一句轻描淡写，既是谦逊，也暗含“不谈虚名，只论是非”的相处方式。
然而朋友之间的交情并不能抵消立场冲突。1953年政协常委扩大会上，梁漱溟抛出“九天九地”之说，批评城乡差距。会后，毛泽东作出严厉回应，没有指名，却锋芒毕露。梁漱溟觉得委屈，当夜写信要求再发言。几天里，他反复登台，要“给我足够时间”。会场空气一度凝固。有人起哄让他下台，梁漱溟面红耳赤，坚持不退。
毛泽东没有打断，只在台上微微侧身：“梁先生，您先讲要点，别太长好不好？”这句温和劝导没能及时熄火，会议主席最终举手表决，让梁漱溟暂离话筒。风波就此收住。事后很多同志担心梁漱溟会被“秋后算账”，结果他的政协委员身份、生活待遇丝毫未动。梁漱溟回家思量多日，终究承认自己对农村形势了解有限，写在日记里一句自责：“愧不如人多矣。”
197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九岁生日。清晨，梁漱溟把厚厚一沓手稿装进牛皮纸袋，独自来到中南海东门。警卫不认识他，拦住询问。“这是给主席的生日礼物，十七万字，麻烦您转交。”他报上姓名后，电话层层请示，手稿才被收下。袋口贴着一张字条：愿主席安康。
1975年国庆，中央收到一份关于老学者出席招待会的简报。毛泽东批阅时，用铅笔写下八个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又补一句：“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那时，他已重病在身，却仍念叨这位倔强的旧友。
1976年9月9日凌晨，噩耗传来。梁漱溟坐上面包车赶往人民大会堂，道路两旁黑纱低垂，他默诵经文，声音低得听不见。此后，他每忆起1953年的针锋相对，总是摇头长叹：“那次我太盛气了，让他为难。”
1988年6月23日晨曦微亮，梁漱溟在积水潭寓所合眼长逝，终年九十五岁。床头摆着一本破旧《毛选》，封皮拐角磨得发白，仍旧平摊在案，像两位老朋友未完的对话，安静地等待下一次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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