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仲夏，黄浦江边的江南造船厂里锤声如雨。毛主席在陈毅的陪同下视察，走到船台前忽然放慢脚步，向人群中一位个头魁梧、戴着眼镜的干部微微一笑，说道：“老王，你可来了！”对方正是时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王范。闻听此语，他愣了片刻，赶紧上前答“报告主席，一切都好。”这并非简单招呼，而是一段长达十五年的信任的延续。
王范出生于一九零五年的江苏如东。家贫如洗，十岁才进私塾，十二岁因学费辍学后又靠老师接济才读完蒙学。求知的执拗让少年王范“赌气跳河”，村人抬上岸后，乡邻才知道这孩子求学心切。读书救国的念头就此埋下。
一九二六年春，他在如皋结识地下党员王盈朝，从此走上革命道路。那时，白色恐怖弥漫长江下游，王范扛着条幅、散发传单，日子过得比躲猫猫还紧张。为了活命也为了掩护工作，他转进上海，混迹英租界巡捕房当探员。表面上抡警棍巡街，暗地里给组织递情报，由于是行家里手，“包打听”名号不胫而走。
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滩，暗流汹涌。一天深夜，王范发现叛徒白某鬼鬼祟祟潜入春江楼。他立刻雇人跟踪并暗中通电特科。翌晨，报纸头版惊现“香巢凶案”，白某毙命。同行的巡捕还在议论“洋场哪来神枪手”时，王范已经把新的情报写进暗号信，投入法租界某邮筒。这一役让地下党确认了他的忠诚，也让“包打听”三字传到了延安。
但危险随之而来。国民党探子将目光锁定这位“多事”的华捕。被捕、拷打、五年牢狱，铁门铁窗挡不住他的耳目。借着给囚犯送饭的机会，他把监狱内的敌情和外部情报夹进菜叶，成功送出。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共交涉下，国民党才被迫放人。重获自由的王范，旋即被送往延安中央党校深造，并很快进入中央军委二局，从事保卫工作。
一九四一年冬夜，窑洞里油灯跳跃。毛主席第一次近距离见到王范，开口就问：“你是不是在上海当过‘包打听’的王范？”王范受宠若惊，还未答话，就听主席笑道：“情报有准头，名字早点记住好找你。”那夜谈到怎样识破潜伏者，王范一句“不会种地的人多半是外行”逗得主席连连点头，也让这位警卫专家在延安站稳脚跟。
一九四八年底，党中央决定北平和谈，准备进驻华北重镇。彼时国民党残部和特务尚未肃清，枪声随时可能响起。林彪、聂荣臻的部队尚在外围部署，城里却需要一张无形的安全网。谁来织？李克农点了王范的名。命令下达，王范带人提前两月潜入北平城。
老城胡同多，小门深宅多，人口成分又杂。王范白天扛着扁担卖烧饼，夜里踏着青砖小巷串门，仔细嗅探可疑气味。半年不到，五十余名潜伏特务被拔掉，电台三部缴获，炸药两大车被就地销毁。北平和平解放，党政军首脑得以安全入城，王范的名字再度被提笔写进作战总结。
九月下旬，毛主席启程赴北平。出发前，王范执意坐在第一辆吉普：“若有情况，我挡在最前头。”车队一路平安，进城后主席与周总理下榻颐和园益寿堂。晚饭时刻，消失一下午的王范忽然戴着白围裙端来热腾腾的鲫鱼汤。周总理惊讶地看他，低声问：“你怎么改行当厨子了？”王范答：“锅灶最怕下毒，得我盯着。”一句话，让在场人会心。
上海解放前夕，王范又奉命南下。刘金德等顽匪伏击计划已定，他临危制敌，上海中心医院门前的狙击手刚抬枪就被制伏。三个月里，他带队搜捕三百余名敌探，上海终得安宁。
新中国成立后，王范成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随后出任上海市人检首任检察长。老同事说：“他办案只有一把尺——法律。”有人借风声想大抓特务，他却反复强调证据，“不能把人错当敌人”，并亲自翻阅旧卷宗，为十余起冤案平反。几年下来，他的“较真”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
一九五八年深秋，上海市委一纸公报贴出：王范“忽视阶级斗争”，“脱离群众”，撤职下放，连降十级，调往七一人民公社任副书记兼工业部长。消息上报中南海，秘书低声读到王范名字，毛主席眉头一皱，茶杯重重搁在案头：“乱来！他犯了什么弥天大罪？”随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这件事，我要过问。”
周总理旋即约总政、最高检及上海市委负责人进京说明。审查材料后，毛主席批示：事实不清，定性不当，立即纠正。几周后，王范被调任闵行区区长，政治生涯得以延续。那年他五十三岁，依旧精神矍铄，见到昔日下属时只淡淡一句：“组织有安排，咱有任务。”
一九六二年，王范回到家乡江苏，出任省体委主任。兴修场馆、推广群众运动，他忙得脚不沾地。遗憾的是，社会风云突变，公正耿直的性格让他再度陷入冲击。身处漩涡，王范写下密密麻麻的汇报信，言辞恳切：“个人毁誉不足惜，愿保国家基业长青。”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他在南京寓所饮弹自尽，年仅六十二岁。
至此，上海“包打听”的传奇落幕。从英租界的暗巷，到延安窑洞的油灯，再到北平古城楼的警戒线，王范的足迹几乎串起了抗战与解放的关键节点。热血已冷，功勋长存。他的名字留在了那张新中国的安全蓝图上，也写进一代人对忠诚二字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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