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在狭窄走廊里与印度代表团擦肩而过时，客气地点头致意。那一刻，中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刚刚写进联合声明，谁也没料到八年后双方会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兵戎相见。
回到北京，周总理很快收到了西南边防部队的急电——印军再次越线修筑碉堡。外交电报中的措辞仍然节制，却清晰可见“侵蚀”二字。当时的中央判断：边界问题绝非偶发，而是由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线条不清与新独立国家领土情绪交织而成的系统矛盾。
1959年3月，拉萨局势骤变。西藏上层叛乱被迅速平息，可大批叛乱分子逃向印度，印方一路提供车辆、燃油、甚至广播设备。4月，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向中央报告：“印军沿麦克马洪线增设五处哨卡，且对媒体自称‘保护难民’。”这一动作令北京警觉——边境对峙或将长期化。
同年秋，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与参谋长王其梅。主席沉吟良久，突然抬头：“印军的胆子会不会越来越大？”张国华回答：“如无遏制，必然前推。”毛主席点燃一支烟，只留下两字：“观察。”
进入1960年，外交与军事互动更加频繁。周总理两次飞赴新德里提出“各退二十公里”方案，意在为谈判争取空间。遗憾的是，尼赫鲁政府在公开场合称“可商量”，却暗中签署代号“胜利”军事计划，准备向东段西段同时推进。彼时的北京，已经无人相信“善意后撤”能换来安宁。
1962年5月，西藏军区前指根据侦察资料绘制出一张印军据点星状图，43个亮红点直刺我军阵地。张国华在地图前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不好看。”更棘手的，是后勤。青藏、川藏两条公路在雨季几乎每天塌方，军需被迫通过牦牛驮运。按当时测算，一支连队每天需口粮一吨，但实际到位不足七成。
进入9月，尼赫鲁在国会宣称“把中国人赶出去”。同一天，中央军委批示西藏、新疆两线进入一级战备。周总理强调：“初战必胜，不得惊动国际社会过早指责。”他要求在动手前向印方递交最后通牒，并通知驻外使馆提前准备舆论材料。
10月18日深夜，八一大楼灯火通明。毛主席走进会议室后，先问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武器能跟得上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把目光转向张国华，“听说印军在山地战也有两把刷子，这一仗能不能赢？”张国华起身敬礼，“主席，请放心，我军必胜。”房间里安静了数秒，毛主席淡淡补充：“打不赢也不怪天，只怪我们自己。”
20日拂晓，东段和西段同时开火。东线的克节朗河谷不足十摄氏度，解放军单兵棉衣尚未全部补齐，官兵把半旧被服改成简易披风。值得一提的是，印军虽然装备英制2.5英寸迫击炮，却缺乏高原射表，炮弹多落空。我军则把“零点射程”标注在石头上，通过试射快速校正，火力精度优势初步显现。
首战夺取南坎后，印军仓促南逃，留下足足十万发弹药。一名俘虏带着哭腔说：“你们怎么突然就包围了？”现场翻译淡淡回复：“走的是山路，包围得快。”短短三天，东线推进六十公里，西线也拔掉了重要据点点1962。初战胜利达到预期，但道路塌方加剧，补给压力陡升。张国华命令部队在沿途采集野菜，辅以炒面充当干粮，确保后续攻势不断档。
11月中旬，国际压力快速聚拢。美苏同时呼吁停火，英联邦外长会议把矛头指向中国。更麻烦的是，北方已开始初雪，高原温度骤降至零下二十度。中央军委紧急评估：继续向印度腹地穿插，补给线将被天气切断。经反复权衡，21日国务院发表声明，宣布次日零时起单方面停火并主动后撤。
停火后，参战各部队分批返回原驻地。1963年2月19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张国华向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汇报战果：歼敌九千余，缴获轻重武器上万件，边境实际控制线前移数公里。毛主席示意他坐在中央，笑着说：“今天坐前排，一起听听大家的问题。”掌声并不热烈，却显得格外踏实。
战略目标达成，国土安全获得关键缓冲；部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赢得胜利，也检验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余年国防建设的成色。档案资料显示，这场持续一个月的高原作战，运输总量不足解放战争淮海战役的十二分之一，却以机动与火力对比打出了高效战果，成为研究山区快速战的经典案例。
多年后，一位战史专家在回顾时感慨：“那不是一场资源充裕的‘技术战争’，而是一场拼意志、拼后勤、拼指挥的硬仗。”他的话，道出了那年冬天的真实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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