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顶端的红旗缓缓落下，苏联告别历史舞台。没过多久，继承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发现，一身家当被九十多个独立国协条约、债务与边境纠纷撕扯得七零八落。从那一刻起，莫斯科的决策者就像骑在一只巨虎上，想要下来，却又顾虑重重。
转眼到了2022年2月24日，普京宣布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外界原以为俄军会延续格鲁吉亚战争的节奏，三两周结束战斗。然而一年多过去，前线依旧拉锯。全球第二大核武库被迫在炮火与制裁之间反复消耗，这种进退失据的局面，与四十三年前中国出兵越南前夕的从容姿态形成鲜明对照。
1978年年末，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把目光投向中越边境。他判断苏联将为他撑腰，便在高层会议上放话：“只要莫斯科的舰队在金兰湾，谁也不敢阻止我们。”事实却是，苏联远离南海，补给线漫长，口头承诺多于实质支援。
邓小平看得明白。为了把即将到来的冲突限定在“局部、短期、可控”的范围内，他先做足外交文章。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他马不停蹄走访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九国，通过对话把中国“不称霸”的立场摆到桌面。与此同时，外交电报不停飞向金边和万象，柬埔寨、老挝的态度得以澄清，周边形势迅速降温。
美国总统卡特对邓小平说：“华盛顿不打算介入中越冲突。”一句貌似平淡的表态，为北京提供了最关键的外部默许。1979年2月17日拂晓，解放军主力跨过友谊关，“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二十八天后部队按计划撤回，留下足以让河内噤声数十年的震慑。
对比可以继续展开。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打打停停”的同时，对手却源源不断获得情报、武器与财政援助。速决机会错过后，战场逐渐演变成“工业化绞肉机”。现代战争的本质，在于谁能在政治、经济与舆论三条战线同时占优。邓小平深谙此理，所以在军事行动开始前，已做好两笔账：一是绝不给敌人长时间组织国际声援的窗口；二是作战规模必须与经济能力匹配，绝不拖累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
不得不说，短促而集中的火力投送是当年中方的杀手锏。中越边境山地险恶、道路狭窄，解放军索性“不打持久”，直接切断越军后勤，摧毁其师部与仓储，然后迅速收手。越南被迫在柬埔寨战场和本土边境两线疲于奔命，实力被压缩在可控范围。
反观俄军，虽然也宣称“特别军事行动”，却在政治目标与军事目标间摇摆。基辅方向、顿巴斯方向与南线赫尔松方向此起彼伏，兵力却分散使用，后勤补给在弹药消耗与经济制裁双重挤压下步履维艰。战争进入第二年，前线的每一次推进都要以巨额财政和民意成本为代价，俄罗斯陷入“停止即失败，继续也凶险”的窘境，可谓正应“骑虎难下”四字。
时间再往前推十年，还有一场可资借鉴的外部案例——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赤军当时同样自信于兵力与装备，却高估了自身造血能力，低估了战争时间。十年对峙耗垮了经济，最终成了压垮苏联财政的关键一根稻草。邓小平深刻吸取这一教训，宁可战而速决，也不要陷入旷日持久的泥潭。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国内民众理解行动必要性，北京方面把“保卫边疆、反击侵略”八个字讲得掷地有声；同时严格限制媒体渲染，避免社会出现过度的战争狂热。俄乌冲突中，社交平台却成了双方争夺舆论制高点的战场，信息海啸使得战线与民情同时拉长，任何局部失利都会被无限放大，进一步压缩谈判空间。
再谈军事策略。解放军在越战中不追求占领河内，而是着眼于摧毁敌方有生力量、打掉其“作战意志”。三十七个越军师级单位被迫南撤，边境火力网残缺，越南从此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国内重建与柬埔寨问题上。俄军若想复制此效果，理应在开战初期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击溃乌军主力，逼迫基辅政府就范。然而战事分阶段暂停，成果重复争夺，乌军反而在北约支援下完成重整，这就是差距的根源。
有人感慨，邓小平当年所说“把时间窗口留给发展”绝非一句口号。1979年至1984年，中越边境局部冲突仍时有发生，但规模再没超过旅级。北京将有限的边防压力与对内改革成功分离，让出口创汇与招商引资在东南沿海迅速展开。等到1991年《巴黎协定》签署，河内撤军柬埔寨，中越关系出现转机，而中国的经济列车已经加速多年，南海航线上满是集装箱货轮。
今天的俄罗斯，却要在能源出口受限、军费飙升、技术封锁的三重夹击下维系战争。冷冰冰的数字摆在预算表上，每延长一个季度，卢布就承受一次考验。对照当年邓小平“先理顺外部环境，再定短期突击”的方法，不少观察者才惊觉他的规划之远、分寸之准。
战争从来不仅拼火炮和坦克，更拼政治纵深与经济韧性。四十多年前，中国在边境山林间打一场可控的“示范战”，用二十八天赢得了数十年的发展空间；今天的俄罗斯被绑定在乌克兰平原的泥泞里，想下却下不来。历史并不简单重复，却总在关键节点把经验与教训摆到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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