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的清晨，薄雾刚刚退去，五十岁的朱彦夫依着门框，让残臂撑住身体，看着村里第一盏路灯熄灭。那盏灯是他坚持装上的，也是他卸任村党支部书记前最后一件大事。灯灭了，天亮了，眼前的张家泉村已不再是三十年前那个缺粮、缺水、缺课桌的小山沟。看着满坡果树，他突然想起1954年冬天刚回家的那一幕——雪地、拐杖、母亲的叹息，就像刻在石头上一样，一翻就能看见。
时间拨回到1954年2月。屋外积雪没过膝盖，十九岁的他被用门板抬回了故乡。村口谁都没说话，只听到炭盆里的松枝在“噼噼啪啪”爆响。母亲红着眼递过一碗热水，话却冷得像冰：“你去疗养院吧，娘养活不了你。”这句并非无情，懂生活的人都明白，那一年一个壮劳力都难免青黄不接，更何况一个失去双手双腿、一只眼几乎失明的孩子。朱彦夫没回应，只抬了抬残臂，像在敬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脚却没向外迈一步。
他生于1933年，正赶上战火连天的岁月。十四岁入伍，拿到第一支步枪时个头还没枪高。1949年，在华北平原的晨雾里宣誓入党，跟着部队南征北战，黄河渡过，长江渡过。没人统计他究竟经历过多少场战斗，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只记得臂弯里永远搁着半块干粮，身边总少不了倒下的战友。
1950年底，部队跨过鸭绿江。那年11月27日，长津湖以西的250.9高地，风口里温度跌到零下三十度。志愿军九连二百多人对阵美军两个营，子弹打光了就抱着炸药包冲，冲不上去就抱着步枪砸。天黑之前，高地上只剩十几个人还能动，朱彦夫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撤下来时，他双脚已冻得没有知觉。战斗结束，他躺在雪窝里昏迷了两天，被卫生员拖下山时，手脚颜色接近乌紫。47次手术，四肢全部截去，剩下一双残臂、一双残腿、一只半瞎的眼睛。
在野战医院，他咬牙练习用残肢夹着勺子吃饭、夹着笔写字。护士劝他多休息，他只摇头：“倒下去的兄弟太多，我得活。”顽强是天性，也是一种倔强。能站起来那天，他在病房里转了几圈，额头全是汗，却笑得像个孩子，拉着医生的袖子说：“我不算废人。”
回乡后的第一个冬天，他执意自己生活。村里的小石碗碎了一地，锑壶洒满了炕席，他也没改主意。第二年春天，他挤出全部抚恤金，买书、买笔、买砖瓦，要建图书室。村里人听着新鲜：书？字都不识几个，看它作甚？但他认准了——没文化，穷根难断。夜校的黑板是他亲手钉的，粉笔用残臂夹着写，大字歪歪扭扭。有人偷偷问他累不累，他笑：“练枪法都能练出来，写字算啥。”
1957年，经乡里推荐，他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年龄二十四岁。选他的理由很简单：谁也没他那股子韧劲。上任后第一件事是“棚沟造地”。沟壑纵横，十年九旱，村民摇头：挖开都是石碴子，咋种？他把拐杖往地上一戳：“我这身板都不怕，你们怕啥！”三个月，石沟被削平，七十多亩梯田挂在山腰。第一季苞米抽穗时，老乡抱着苞米棒子，笑出了眼泪。
田有了，水却紧缺。他跑水利站、托战友、写申请，硬是凑出水泥和钢筋，带着十几名青壮年在山背凿出蓄水池。1964年，管道通水，家家水缸满得冒泡。紧接着，通电工程上马，张家泉成了胶东丘陵第一个亮起电灯的山村。冬夜里，白炽灯下的棋盘和老人在暖炕上呵着热茶，那光亮比任何勋章都耀眼。
朱彦夫没把自个儿当“伤残英雄”。农忙时他坐在改装过的小推车上指挥，农闲了就琢磨谁家缺粮、谁家孩子缀学。拄拐走山路，滚倒了再爬起来。村民说他像钉子，捶不弯、砸不折。1983年，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体，批准退休。告别那天，他只提了一个要求：把未用完的办公桌改成学生课桌，送到夜校。
离开岗位，他把精力倾到写作上。自传体长篇《极限人生》历时七年完稿，再现了志愿军的峥嵘岁月，也留住了数百位战友的姓名。书印出来后，他把第一本端给已九旬的老母亲，老人摸着凹凸的封面，半天没说话，最后一笑：“你有出息，娘算没白给你养这么些年。”这一次，再没有“去疗养院”的催促。
2010年，妻子病逝。他守在床前握着妻子的手，轻声说：“我自己能行，你放心。”事后，他把那些照料妻子的点滴写成随笔，悄悄投给杂志，稿费全数捐给了村里正在修缮的中心小学。有人问他为什么总是往外掏钱，他一句话带过：“我讨过命，钱是身外物。”
如今，那盏路灯依旧按时亮起又熄灭，梯田里麦浪翻滚，夜校变成了三层教学楼。朱彦夫的假肢磨损得厉害，走起路咯吱作响，但村里的孩子仍围着他问东问西。他常把那根旧拐杖横在膝上，笑着给孩子们讲长津湖的雪、讲弹壳发烫的味道，也讲母亲当年那句“你走吧”，随后顿一顿，“可我没走，所以灯一直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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