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焕
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幕在即，这不免使人想到我国古代的体育运动，尤其是冰上运动的悠久历史。从新疆阿勒泰岩画中先民踏雪狩猎的兽骨滑雪板，到唐代“以木为马，雪上逐鹿”的木马技艺，迨至明清，冰雪运动已成为社交礼仪的载体，清代的冰嬉大典更发展为集娱乐、文化、运动等为一体的皇家制度。
位于新疆阿勒泰的墩德布拉克岩画，经过探测距今1.1万年至1.2万年，岩画上十位先民屈膝前倾，脚蹬短小雪踏，手持长杖，身旁环绕野牛、野马，生动再现了古人滑雪狩猎的场景。其中的雪踏可谓现代滑雪板的雏形，在岩画附近出土的兽骨滑雪板残片，底部留有打磨痕迹，印证先民已掌握减小摩擦、提升滑行效率的初级技艺。《山海经》记载，“有钉灵之国，其民从膝以下有毛，马蹄，善走”，东晋学者郭璞注释“钉灵之国”时引用《诗含神雾》曰：“马蹄自鞭其蹄，日行三百里”。
隋唐时期的，冰雪工具从“简陋适配”走向“技艺成熟”，开始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宋元至明清，冰雪运动完成文化符号转型，成为社交礼仪与国家仪式的重要载体。清代宫内有冬季冰嬉的习俗，并将其视为“国俗”，乾隆皇帝说“冰嬉为国制所重”。每年从八旗官兵中挑选“善走冰”的能手入宫训练，冬至到“三九”时在西苑冰上举行冰嬉。皇帝率王公大臣等前往观看，赛后皇帝分等次，恩赏银两。随着时间推移，冰嬉大典的军事功能淡化，仅存娱乐观赏价值，这在乾隆时期的冰嬉图中有充分体现。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冰嬉图》不止一幅，既包含金昆、程志道、福隆安共同绘制的版本，还有张为邦、姚文瀚的合笔之作，这两幅《冰嬉图》在清宫书画收藏著录《石渠宝笈续编》中都有记载，均描绘了乾隆皇帝阅视冰嬉的场景。冰嬉大典的表演项目，按功能可分为“竞技类”“表演类”“礼仪类”三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抢等”“抢球”“转龙射球”。
当时的“抢等”相当于今天的“短道速滑”。参赛者的运动装备已相当专业，脚上有铁齿冰鞋，其冰刀嵌于鞋底，前尖后宽，便于破冰，着装是便于区分的红、黄、蓝三色衣，比赛路径约500米，从北海五龙亭附近出发，沿冰面向皇帝御座所在的“冰床”疾驰。赛道设“标杆”标记，违者罚下。据《养吉斋丛录》记载，优胜者“头标赏银二十两，二标十两，三标五两”，普通士兵若能进前十，“例赏一月钱粮”。比赛场面的激烈程度在当时的记录中可见一斑：“冰上滑擦者，所着之履皆有铁齿，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乾隆曾在《冰嬉赋》中惊叹：“闪如曵电，疾若奔星”——冰上选手的速度，竟比奔驰的骏马更迅猛。
冰嬉中的集体对抗项目是“抢球”，《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欢腾驰逐，以便捷勇敢为能。将士用以习武。比赛分红黄两队，每队10人，使用特制的以牛皮包裹毛毡的充气冰球，旗门高约2米。比赛开始，侍卫将球猛踢至中场，双方队员需用双手争夺，可用推、挡、抱等动作，但不能用脚踢。”这种“无球门不设界，拼抢激烈”的规则，本质上是军队“攻防转换”战术的模拟训练。
“转龙射球”是冰嬉中的“仪式性项目”，也更有看点。参赛者为八旗兵丁，每旗组成一队，每队百余人，前导为二百人的执旗者，之后是数量倍于旗手的执弓者，末尾为“龙尾”(一名幼童)。队伍按八旗颜色排列，沿冰道盘旋行进，远望如“蜿蜒巨龙”。行至皇帝御座前的“旌门”时，队伍骤然加速，前排士兵张弓搭箭，同时射向门上悬挂的红色“天球”(象征太阳)与蓝色“地球”(象征大地)。这一场景在《冰嬉图》中体现得相当具体，画面右侧，众人簇拥着皇帝华丽的冰床，冰场上，旗手和射手们间隔排列，盘旋滑行于冰上，队伍蜿蜒如龙形。
《冰嬉图》描绘的冰上滑行队伍中还有各项杂技表演，展现了如花样滑冰般的诸多高难度动作，如大蝎子、金鸡独立、哪吒闹海、双飞燕以及千斤坠等，生动再现了杂技滑冰的精彩瞬间，如爬竿、翻杠子、飞叉、耍刀、使棒、弄幡等技艺。画面中，冰面泛着银光，八旗队伍的彩旗猎猎作响，士兵的冰鞋在冰面上划出细密的纹路；远处，乾隆皇帝乘坐的“冰床”(饰以金漆，覆盖黄缎)停在御座前，侍从手持伞盖、香炉侍立；近处，转龙队伍的“龙尾”幼童正张开双臂，仿佛在拥抱寒风。
《冰嬉图》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成就，更在于其史料价值。通过画卷，我们能看到清代冰鞋的具体形制，其铁齿深约3厘米、间距5厘米，适合冰面破行；冰床的制作工艺则以楠木为架，包以铁皮，底部嵌铜条减少摩擦；八旗的服饰规制更是规整，如正黄旗为明黄，镶黄旗为金黄，缀以龙纹……这些细节，为研究清代军事、服饰、民俗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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