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仲夏，皖南山区雾气沉沉，新四军先遣支队穿过湿滑的青石古道。行军间隙，年仅二十九岁的钟期光蹲在篝火旁，把一截被雨水浸皱的家书重新烤干。他望着迷蒙的夜色，低声说了一句：“等打完仗，总得回趟平江。”身旁战士只是嘿嘿一笑，谁也没把这句随口的话当真。枪声和硝烟，从那年起又伴随他整整二十载。
时间推到1958年11月，武昌东湖畔迎来一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散会后，毛主席缓步走近这位上将，笑着攥住他的手：“多少年都到家门口了，你回老家去看看吧。”一句轻声叮咛，道出了主席对老部下的体贴，也戳中钟期光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12月14日清晨，他带着几名秘书，背包极简，坐上硬座列车南下。火车驶进平江站，冬雾尚未散开，钟期光掂了掂手里的小行李，主动让随员留下，不必铺张。沿着县城石板路，他先去了天岳书院。剥落的红砖、晨霜覆瓦，景象和少年时代相差不多；不同的是，门口新立起的石碑写着“平江起义纪念址”几个大字。
站在讲堂旧址，他随口向陪同干部说起年轻往事：十二岁进书院，十七岁办农民夜校，十九岁入党，二十岁随起义队伍奔向湘赣边……讲到兴奋处，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1928·7·22”几个数字，那是平江起义的日子。讲完，他把粉笔掰成三段，“一段留给书院，一段交给县里，最后一段揣兜里作纪念。”动作轻，却透着一贯的干练。
离开书院，他直奔白湖口老屋。本想向大姐钟自然倾诉多年牵挂，却只见堂屋供着黑白遗像。大姐已于两年前病逝。堂侄捧出烈士证书，轻声告诉他：“楚斌牺牲那年，大姨没让您知道，怕影响前线。”听罢，他长久沉默，半跪在木地板上，轻轻磕了三个头，泪水滴在尘土里不发声。
午后，他随姐夫赖翰章去了坟山。杂草没过膝盖，几处新坟紧挨钟家祖坟。四妹钟就然边扫落叶边抱怨：“风水被外姓人抢坏，得管管。”钟期光把扫帚接过来，语气温和却笃定：“活人要宽心，山地有空，让他们安葬吧。”一句话，让随行的乡邻暗自点头。
夜里，他住在堂兄钟新喜土砖屋。酒过三巡，他突然问道：“当年红军借走的粮钱，真都还清了？”屋里几位老人齐声回答：“一分不差！”他抿着笑，举杯敬众人，“这样才对得起乡亲。”
短暂探亲后，他回到北京继续在军事学院任职。此后，他提出“六分之五科研时间”原则，要求科研人员把大部分精力用在钻课题、写报告上；他还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单位想立得住，得靠研究成果吃饭。”在院里流行一句调侃：“钟政委抓科研，比抓战备还紧。”
1967年“五一”前夕，他获准登上天安门观礼。陈毅元帅在熙攘人群中握住他的手：“老钟，身体要紧！”两人相视而笑，从皖南林间到京城城楼，三十年风霜恍若弹指。
进入八十年代，他主动签名支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在会上说：“新陈代谢是规律，别怕‘退’，怕的是‘赖’。”不久，他辞去中顾委职务，搬进总政干休所。老人家仍延续旧习，房里只有两只单兵行李箱，一盏台灯，一堆资料。护士回忆，最常见的画面是他伏在床头批阅稿件，随手拿红笔标注：“此处数据需核，切忌口号。”
1991年5月22日清晨，心脏骤停让这位耿直上将戛然而止。病房角落那张便笺依旧清晰，写着两行字：“出院时，借用的水壶、脸盆、棉被如数归还。莫丢人。”护士收起便笺，又看了看床头两只老旧行李箱，轻声叹了一句：“这才是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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