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包办婚姻”，大家想到的肯定都是一对对不情不愿的“怨偶”，不过，民国时期，还真有过出了爱情的包办婚姻。
这个故事的主角，正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和他的妻子赵纫兰。
1899年，还不满16岁的赵纫兰嫁给了刚刚10岁的李大钊。这个年龄，怎么看都实在太小了，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原来，当地本来就有早婚的习俗。并且，李大钊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没了，母亲也在他1岁多的时候撒手人寰，家里就靠爷爷李如珍撑着。眼看孙子一天天长大，家里却连个知冷知热、搭把手的人都没有，爷爷心里急得慌。这才早早就将赵纫兰娶进了门。
对于这门婚事，十岁的李大钊懵懵懂懂。他见过赵纫兰几次，知道她是个温和的大姐姐，可一想到要娶她当媳妇，心里难免有些想不明白：“姐姐怎么就成我媳妇了？我这么小，哪会当女婿啊？”
可在那个年代，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爷爷定了的事，他也只能听着。婚后，两人对外是夫妻，私下里李大钊还是喊赵纫兰“姐姐”，赵纫兰则叫他的小名“憨坨”。
赵纫兰一进李家，就担起了家里的重担。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生火做饭、打扫院子、缝补衣裳，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李大钊要读书，赵纫兰就把最好的地方腾出来给她当书房，还时常提醒他按时吃饭、注意保暖。
1902年，李大钊第一次参加童试，没考中。他心里有些沮丧，赵纫兰看在眼里，就安慰他：“憨坨，没事，一次没考中不代表啥，下次再好好考，肯定能行。”在赵纫兰的鼓励下，李大钊没有放弃，继续埋头苦读。
1905年秋天，他再次参加童试，顺利通过县试和府试，考上了永平府中学堂。可就在这时候，家里接连遭遇变故。李大钊的祖母和祖父先后去世，族里的一些亲戚见李家没了主心骨，就趁机把家里的大部分家产都占了去。
一下子，李家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了，李大钊甚至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读书。赵纫兰看出了他的心思，坚定地对他说：“憨坨，你别担心家里，读书是大事，你只管去学堂，学费的事我来想办法。”
从那以后，赵纫兰就更辛苦了。她把自己的首饰拿出去典当，还经常回娘家借钱，好不容易才凑够了李大钊的学费。每天除了操持家务，她还得做些针线活拿到集市上去卖，补贴家用。
1907年，李大钊考上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需要去天津读书。这意味着两人要分开，赵纫兰心里舍不得，但还是帮他收拾好行李，叮嘱他在外要照顾好自己。
李大钊在天津读书的那几年，赵纫兰一个人在老家支撑着整个家。她不仅要照顾年幼的孩子，还要想办法给李大钊寄生活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她从来没在信里跟李大钊抱怨过一句，每次都只说家里一切都好，让他安心读书。
1913年，李大钊得到了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机会。这对他来说是个难得的深造机会，可一想到高昂的学费和远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他又犯了难。赵纫兰知道后，毫不犹豫地支持他：“憨坨，去国外好好学习，家里有我呢。”为了凑够留学费用，赵纫兰把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卖了，还四处求人借钱。
李大钊到了日本后，努力学习新知识，接触到了许多先进的思想。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出国不久，他们的小儿子就染上了天花，不幸夭折了。赵纫兰悲痛欲绝，但为了不影响李大钊的学习，她选择了独自承受这份痛苦，从来没在信里提过这件事。
在日本留学的三年里，李大钊时常给家里写信，讲述自己在日本的见闻和学到的知识。赵纫兰虽然不识字，但每次收到信，都会请人读给她听，然后再让别人帮忙回信，告诉李大钊家里一切都好，让他放心。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上，只为了让李大钊能在国外安心求学。
1916年，李大钊学成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和爱国革命运动，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呼号。可这也意味着他陪伴家人的时间变得更少了，经常忙得连家都顾不上回。
赵纫兰理解丈夫的事业，从不抱怨。她知道丈夫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是大事。后来被丈夫接到北京以后，赵纫兰很不适应。她不会说北京话，穿着也还是乡下的土布衣裳，和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李大钊看出了她的不自在，就特意在家里搭了个热炕，布置得和老家一样，让她能在冬天的时候窝在炕头上做针线活，尽量让她感觉舒服一些。那时候，经常有一些知名的学者和文化人来家里拜访李大钊。
有些人看到赵纫兰是个没读过书、裹着小脚的乡下妇女，背后难免会议论，觉得她配不上李大钊。要是换做别人，可能会觉得没面子，把妻子藏起来不让见客。
可李大钊从不这样，每次有客人来，他都会高高兴兴地把赵纫兰拉到身边，还会细心地帮她整理好衣服，拉平衣角的褶皱，骄傲地向客人介绍：“这是我妻子赵纫兰。”
在别人眼里，他们或许不般配，可在李大钊心里，赵纫兰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知道，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能毫无后顾之忧地投身于革命事业，全靠赵纫兰在背后默默付出。所以，他从不嫌弃妻子，反而总是尽可能地体贴她、照顾她。就算工作再忙，他也会抽出时间帮赵纫兰做家务。
可这样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李大钊成为了反动政府通缉的头号要犯。从那以后，赵纫兰就陪着丈夫过起了东躲西藏的日子，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丈夫出什么意外。
1927年4月，李大钊和家人还是不幸被捕了。在法庭上，李大钊看着抱着孩子的赵纫兰，心里满是愧疚和心疼，他对法官说：“这是我的妻子，她就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孩子们年纪也小，他们什么都不懂，一切事情都和他们没关系，要罚就罚我一个人。”
赵纫兰看着丈夫憔悴的模样，心里像刀割一样疼，差点晕过去。她没想到，这一次见面，竟然成了他们的永别。几天后，赵纫兰和孩子们被释放回家，而李大钊却被反动政府处以绞刑，年仅38岁。
得知丈夫牺牲的噩耗，赵纫兰悲痛欲绝，好几次都想跟着丈夫一起去了。可看着身边年幼的孩子们，她又咬牙坚持了下来。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她还要安葬丈夫，还要把孩子们抚养成人。
因为当局的阻挠，李大钊的灵柩只能暂时存放在北京的一所寺庙里。赵纫兰带着孩子们回到了乡下，一边艰难地维持着生计，一边盼着能有机会给丈夫好好下葬。那时候，敌人甚至还扬言要断绝李家的后代，到处搜捕李大钊的孩子们。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东渡日本留学，后来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他几个孩子也在党组织的保护下，先后参加了革命。赵纫兰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都继承了丈夫的遗志，心里既欣慰又心疼。
直到1933年，在北京大学和党组织的帮助下，赵纫兰终于有机会将李大钊的灵柩安葬在香山万安公墓。看着丈夫的灵柩终于有了归宿，赵纫兰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可仅仅一个月后，积劳成疾的赵纫兰就走完了她的一生，享年49岁。在临终前，她拉着孩子们的手，虚弱地说：“我走了以后，把我和你们父亲葬在一起，就算到了地下，我也要陪着他。”
1983年，党中央将两人合葬在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实现了他们“生死相伴”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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