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清晨，瑞金东门外的小山坡上雾气还未散去，几间简陋平房的门口却已人声鼎沸。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就在这里挂牌，这天担任行长的是三十六岁的毛泽民。周围干部开玩笑：“行长办公室连窗玻璃都没有，算得上最寒酸的总行。”毛泽民摆手回应：“先把票子印出来，再谈排场。”一句大白话，把他的财经头脑与务实作风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
往前追溯，毛家三兄弟性情迥异。1896年春天，韶山冲的桑田刚发新芽，毛贻昌迎来第三个儿子——毛泽民。相比喜欢读书论政、胸怀天下的长兄毛泽东，这个弟弟从小爱算账、懂生意，赶集收账、估斤称两样样在行。长兄参军北上后，他挑起家中农事与生计，也练就一双精明的“算盘指头”。
家业支撑得再好，终敌不过山河飘摇。1921年正月，毛泽东回乡动员家人，“乱世躲不过去，不如一起闯出去！”兄长的决绝点燃了毛泽民的热血，他干脆关了铺子，将算盘揣进行囊，随兄长奔赴长沙，在第一师范附小负责后勤。当时学生交不起伙食费，他硬是把一次性交费改成分期，还自带老师学生去郊外开荒种菜，伙食成本猛降，一时传为佳话。
不久之后，工运高潮席卷全国。1922年，长沙制笔业工会罢工，300多名工人涌向县署讨要加薪。毛泽民站在队伍最前，“咱们为的是一口饭，此事绝不含糊！”罢工坚持月余终获胜利，他也在火线入党。紧接着安源路矿、上海印刷厂、天津英租界……这串辗转的地名，成了他财经才能不断升级的“训练营”。
1927年“四一二”后，他的印刷厂被迫停业，机器深夜转运天津。为躲避搜捕，他将联络点设在租界另一侧的满洲理发店。一边印请柬做掩护，一边暗地里给党组织印发传单。机器轰鸣盖过外面汽笛声，却挡不住形势的紧迫。1931年春，因顾顺章叛变风声鹤唳，他再次转移，南下瑞金。
来到苏区的毛泽民，先被指派筹备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食宿。几百号代表吃喝拉撒全靠他想办法解决。苏区缺盐少米，运输线时断时续，他以老本行的办法——统筹、分配、赊购、互济，把难题一一拆解。大会顺利召开，他顺势被推为临时中央政府财政委员，并奉命筹建国家银行。
创办银行在白区难，在红区更难——无金库、无资本、无纸张，敌人封锁层层加码。毛泽民把木板拆成箱子作“保险柜”，把旧账簿翻面当凭证纸，还发动工人手工刻板印钞。首批发行的“苏币”面值一元，背面印着“累进税与公债齐发”，呼应财政总方针：统一经费、支前优先。钞票一度用红土染色，老区百姓笑称“红票子”，流通不到三月，便在各县小集市畅通无阻。
有意思的是，他的金融创新不止纸币。赣南钨矿蕴藏丰厚，可换来外汇却常被白区商家压价。毛泽民以“银行+公司”模式，成立钨矿公司，由国家银行直接托底收购，再通过秘密渠道出口香港、越南。钨砂换回的是医药、布匹、盐巴，大大缓解物资短缺。1933年春，银行职员已扩至三十余人，货币发行额突破五十万元，苏区财政出现难得的“有余粮”。
此时红军正在与国民党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毛泽东要求：“筹款保前线。”毛泽民亲率工作组下乡，推广勤俭建国公债。他把竹竿当“旗杆”，走村串寨宣讲，“今天借政府一块，大伙明天得以安生。”短短两月征得谷粮三十余万斤，为反“围剿”提供了宝贵军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国家银行也打起背包随队出发，十几位会计每人挎着一只木箱，里头装着印钞机零件、账簿、私章。“这些箱子比枪还要沉，但丢不得。”行军中他们几度拆机藏匿，夜间河边点灯印票的情景，被战士们戏称为“纸上火力支援”。
苦尽并未甘来。1936年到达延安后，物资依旧匮乏。毛泽民主持国民经济部，组织在关中织布、金盆湾炼铁，还跑到陕西关外采买棉花两万余匹。冬季行军部队换上新棉衣时，不少战士才知道幕后“家管”是毛主席的亲弟弟。
1937年底，他积劳成疾，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途中经过迪化（今乌鲁木齐），正逢盛世才大谈“亲苏亲共”，请求中共协助整顿新疆经济。毛泽民临危受命，化名周影出任新疆省财政厅代理厅长。那一年，新疆入不敷出，旧币八种、税收十七门，全省账目一片糊涂。他干脆“一刀切”：旧币停用，以银本位发行新币“新钞”；税制合并，只留下田赋、盐税、屠宰三项。当地商人惊呼“周影一夜清账本”，财政收入却首次出现盈余。
金融改革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1941年，盛世才“顺水推舟”把他调去民政厅看似高升，实则剥权。次年9月，盛世才投向国民党，他炮制“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案”，深夜逮捕毛泽民、陈潭秋等人。方志纯回忆最后一次见面：“毛厅长只说了句‘告诉主席，我没亏欠党’。” 1943年9月27日深夜，三人被绞杀于迪化郊外荒岭，年仅四十七岁。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沉默良久，只嘱咐卫士把桌上的算盘收起。算盘轻轻一响，仿佛仍在打着苏区钨砂的细账。毛泽民，这位从韶山冲走出的“家管”，在短短二十余年间，用算盘、账本和一腔热血，为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别样的金融道路，历史把他写进“红色金融”的扉页，留下一串滚烫的数字与未竟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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