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7年的夏天，厂里分房子的红头文件像一块滚烫的烙铁，烫在了我二十六岁的心上。
我叫王劲松，一个没根没底的单身汉，眼瞅着就要被政策的门槛绊死在筒子楼里。
我做梦都没想到，那个住在楼上，平时开会能用眼神把我钉在椅子上的“铁娘子”领导程雪梅，会是我唯一的活路。
她给我出的那个主意，荒唐得像梦话，却又真实得让我浑身发烫，彻底搅乱了我憋闷无望的人生...
1987年的夏天，黏糊糊的，像一块化了一半的麦芽糖。
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子复杂的味儿，食堂飘出的油烟味，公共水房的潮气，还有远处锅炉房里传来的煤烟味，混在一起，钻进红星机械厂每一栋筒子楼的缝隙里。
我叫王劲松，是厂里技术科的一名技术员。大学毕业分到这里快四年了，人还跟刚来时一样，扎不进土里，飘在半空。
我住的筒子楼，是厂里最老的一批苏式建筑。一条长长的、昏暗的走廊，两边是鸽子笼一样的小单间。
我的房间不到十平米，放一张单人床，一张吱呀作响的书桌，一个掉漆的木头柜子，就再也塞不进什么了。墙壁被年岁的潮气洇出一块块地图般的霉斑。
走廊尽头是公共水房和厕所，永远湿漉漉的，水龙头像得了白内障的老头，流出来的水细得能穿针。
一到晚上，十几户人家的锅碗瓢盆交响曲，夫妻吵架，孩子哭闹，混成一锅粥。
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快四年。我做梦都想有套自己的房子，哪怕只是一室户，有个能把门关起来，就彻底属于自己的厨房和厕所。
七月初，厂里贴出公告，新盖的五栋家属楼要开始登记分配了。
这消息像往滚油里泼了一瓢冷水，整个厂子都炸了。
新楼房，就在厂区后面那片空地上，红砖墙，水泥地面，亮堂堂的玻璃窗。
据说最小的都是一室一厅，大的还有两室一厅。在筒子楼里憋了半辈子的人，眼睛都红了。
我第一时间就挤到公告栏前，把那张印着红头文件的纸看了不下十遍。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打分标准：工龄、职务、技术职称、婚否、家庭人口……
我拿着笔，在心里一遍遍地算。工龄，四年，没多少分。职务，普通技术员，分更少。职称，刚够上助理工程师，算是个安慰。
算来算去，最后看到“婚否”那一栏，我的心就跟掉进了冰窟窿一样。
已婚，加10分。单身，0分。
家庭人口，每多一个孩子，再加5分。
我，王劲松，二十六岁，未婚，孤身一人。在积分表上，我就是个垫底的货色。别说两室一厅，就连一室户的边儿都摸不着。
那几天，整个筒子楼的气氛都变了。
同宿舍的老李，一个四十几岁的钳工，平日里蔫了吧唧的，现在走路都带风。他老婆在街道工厂上班，还有两个孩子，积分高得很，两室一厅是板上钉钉的事。
他见我愁眉苦脸的，拍着我的肩膀，嘴里喷着烟圈：“小王，跟你说了，大学生有啥用？分房子可不看你懂不懂微积分，看你有没有媳妇儿。”
他老婆更是每天在水房里高声嚷嚷，跟邻居讨论着新房子要怎么刷墙，窗帘要买什么颜色的，好像已经搬进去了一样。那声音尖利，一下下刮着我的耳膜。
厂里那些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也都疯了。没对象的，四处托人说媒；有对象的，立马就去扯证。好像结婚不是为了过日子，就是为了抢一套房子。
我们车间新来的小张，上个月还在为跟女朋友彩礼谈不拢的事发愁，文件一下来，当天晚上就提着两瓶酒去了老丈人家，什么条件都答应了，第二天就喜气洋洋地来发喜糖。
他说：“哥们儿，没办法，再不结婚，连汤都喝不上了！”
我心里又急又躁，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
我给老家写信，把这事儿跟爹妈说了。没过几天，就收到了回信。
信是我娘找村里识字的人代写的，歪歪扭扭的字里，全是催促。她说邻村谁家的闺女在县城当售货员，人长得周正，让我赶紧请假回去相个亲。
我捏着信纸，心里堵得慌。相亲？拿什么跟人家相？说我在城里大工厂当技术员，一个月挣七十多块钱，但住的是十几个人挤一栋的筒子楼，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厂里的热心大妈也给我张罗过。有一次，说是隔壁纺织厂的一个女工，人很本分。约好了在公园见面，我特意换了件干净的白衬衫，提前半小时就到了。
结果左等右等，人没来，介绍的大妈一脸尴尬地跑来跟我说，那姑娘一听说我还是单身宿舍，连面都不想见了。
“小王啊，不是大妈说你，这年头，姑娘家都现实。没房子，谁跟你啊？”
那天，我一个人在公园的长椅上坐到天黑。看着远处家属楼里亮起的一盏盏温暖的灯光，心里空落落的。第一次，我对自己辛辛苦苦考上大学、留在城里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日子一天天过去，分房登记的截止日期越来越近。我的心也一点点沉下去，彻底没了指望。工作的时候，脑子里都是房子的事，画图纸都会走神，好几次差点出了错。
我这副丢了魂的样子，自然没逃过车间副主任程雪梅的眼睛。
程雪梅就住在我宿舍的楼上。
她三十二岁，比我大六岁。在男人扎堆的机械厂，一个女人能当上车间副主任，那绝对不是一般人。
她个子高挑，总是把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利落的发髻，穿着一身合体的蓝色工装，走路带风。
开会的时候，她从来不讲废话。
布置任务条理清晰，谁要是工作出了纰漏，她批评起人来，眼神跟刀子似的，几句话就能让你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厂里背地里都叫她“铁娘子”。
我对她，是一种下级对上级本能的敬畏。在走廊里碰见了，我会赶紧低下头，喊一声“程主任好”，然后快步走开。
关于她的传闻，厂里也不少。
都说她是一年前离的婚，前夫是厂办的一个干事，人长得挺精神，但好像在外面搞破鞋被她抓住了。程雪梅二话不说，直接离了，儿子也判给了她。
有人说她太强势，男人跟她过日子压力大。也有人佩服她的果断，说那种男人就该让他滚蛋。
总之，她在我眼里，就是一个遥远的、强大的、不苟言笑的女领导。我从没想过，我们之间会有工作以外的任何交集。
第一次改变，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那天天气闷热，我的自行车链条掉了，还绞死了。我把它搬到楼下的空地上，蹲在那儿鼓捣。手上、胳膊上，弄得到处都是黑乎乎的油泥。
程雪梅的儿子小军，就在不远处玩弹珠。
他大概六七岁的样子，长得瘦瘦小小的，很安静。一颗玻璃弹珠滚到了我的脚边，他看着，却怯生生地不敢过来。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立刻把头低了下去。我心里莫名地有点软。
我放下手里的扳手，想用手去捡，一看满手的油，又缩了回来。最后，我用还算干净的衣袖擦了擦手指，小心地捏起那颗弹珠，递给了他。
“拿着。”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点。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小声说了句“谢谢叔叔”，接过弹珠跑开了。
就在这时，程雪梅从楼里走了出来，应该是来找儿子的。她看到了这一幕，脚步顿了一下。
我赶紧站起来，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窘迫地喊了声：“程主任。”
她没有像在车间里那样板着脸，只是冲我点了点头，目光在我满是油污的手上扫过，然后落在我脸上，说：“谢谢你啊，小王。”
那声音很轻，很平静。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工作之外的场合说话。我心里有点紧张，胡乱应了一声，又蹲下去继续跟自行车链条较劲。
第二次交集，是在半个月后。
厂里那台从德国进口的精密镗床深夜里出了故障，整条生产线都停了。
这种关键设备，平时都是老师傅们负责。但那天不巧，老师傅们都回家了，技术科只有我一个住在厂里的单身汉。
我被电话从床上叫起来，顶着惺忪的睡眼就往车间跑。
车间里灯火通明，机器的轰鸣声停了，显得异常安静。几个车间的领导都在，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我一看那架势，瞌睡虫立马跑光了。
我一头扎进设备里，对着复杂的电路图和机械结构，一根线一根线地排查。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进了眼睛，又涩又疼。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身边有人递过来一个玻璃瓶子。我回头一看，是程雪梅。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喝口水吧。”她说。瓶子是冰镇的橘子味汽水，瓶壁上还挂着水珠。她又递给我一条干净的毛巾。
在那个年代，汽水可不是随便能喝到的东西。
我接过来，一口气灌下去半瓶，一股冰凉的甜意从喉咙一直窜到胃里，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
她没有像别的领导那样，在旁边指手画脚地催促，问“到底行不行啊”“还要多久啊”，她就那么安静地站在几步远的地方，看着。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是一个继电器烧坏了。换上备用的，机器重新发出平稳的轰鸣声。
我累得直不起腰，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程雪梅走过来说：“小王，辛苦了。明天我让科里给你记一功。”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但很真诚。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铁娘子”主任，好像也没那么不近人情。
可这点工作上的小插曲，并不能解决我眼前的根本问题。
分房登记的截止日期，只剩下最后三天了。我彻底死了心，连宿舍里的东西都开始盘算着要不要提前打包，寄回老家。
那几天，我整个人都像被霜打了的茄子，蔫头耷脑的。在食堂吃饭，看着别人兴高采烈地讨论着新房子的事，我只能把头埋进饭碗里。
这一切，程雪梅都看在眼里。
登记截止前两天的傍晚，我没去食堂吃饭，一个人在宿舍楼下抽闷烟。
夏天的傍晚，天色暗得慢。西边的天空烧着一大片红彤彤的晚霞，映着远处那几栋崭新的家属楼，轮廓清晰。
我能想象，再过不久，那里的窗户就会亮起一盏盏灯，每盏灯后面，都是一个完整的家。
而我，什么都没有。
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脚下很快就积了一小撮烟头。蚊子开始嗡嗡地在耳边叫唤，我烦躁地挥了挥手。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脚步声。
是程雪梅，她带着小军散步回来。
小军一眼就认出了我，他拉了拉程雪梅的衣角，小声地喊了句：“妈妈，是那个叔叔。”
我赶紧把烟掐灭在地上，用脚碾了碾，站了起来，有些局促。
“程主任。”
程雪梅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几秒，然后对小军说：“小军，你先上楼去，把电视打开。”
小军听话地“哦”了一声，噔噔噔地跑上楼了。
楼道里传来他跑动的声音，然后是开门声，关门声，最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只剩下我和程雪梅，站在暮色里。
她走到我面前，停下。晚风吹起她额前的几缕碎发。
“小王，有心事？”她的语气很平静，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洞察力，好像什么都瞒不过她。
我窘迫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一个大男人，为分不到房子的事愁成这样，说出去都丢人。何况对方还是自己的领导。
“为了房子的事？”她又问。
我猛地抬起头，有些惊讶她怎么会知道。
她嘴角似乎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但很快就消失了。“你这几天魂不守舍的，厂里为了房子发愁的单身汉，又不止你一个。”
被她一语道破，我反而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泄气。积压了这么多天的苦闷和委屈，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出口。
我把自己的积分怎么算都不够，因为单身汉的身份被卡死，托人介绍对象又被嫌弃没房子的事，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我说得又快又急，像是在控诉，又像是在自嘲。
程雪梅就那么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她的眼神很专注，不像是在听下属汇报工作，更像是在听一个朋友倾诉。
等我说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心里堵着的那块大石头，好像松动了一点。
周围很安静，只有草丛里的虫子在不知疲倦地叫着。
我以为，她会像别的领导一样，说几句“年轻人要以工作为重”“困难是暂时的”之类的官话来安慰我，或者干脆教训我几句，让我别因为私事影响工作。
可她没有。
她沉默了片刻，夏夜的风吹过，带着一丝凉意。她看着远处已经完全暗下来的天空，又把目光转回到我的脸上。
那眼神很奇怪，异常认真，没有了平时的威严和距离感，反而带着一种深思熟虑的平静。
她缓缓地开了口，声音不大，但在这寂静的夜里，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清清楚楚地砸在我的心上。
“小王，为这点事犯愁，不值当。我给你出个主意。”
我猛地抬头，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出主意？难道她有什么内部消息？或者，她能帮我找领导通融通融？我熄灭多日的希望，瞬间又在心里燃起了火苗，眼睛里都放着光。
我紧张地看着她，等着她接下来的话。
只见程雪梅直视着我的眼睛，像是下了某种巨大的决心，一字一顿地说道：
“娶我。跟我去登记结婚，房子、孩子，你不就一下子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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