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杜月笙快死了，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他像一只漏气的皮囊，瘫在香港坚尼地台的公寓里，旧上海的风光，连同他的精气神，都顺着哮喘的哨音一点点泄了出去。
孟小冬每天听着那声音，像听着一艘大船沉没前的汽笛。
她时常想起两年前杜家祠堂那把火，烧掉了能买下半个上海的38亿欠条。
都说杜先生仗义，烧掉的是旧时代的烂账。
只有孟小冬夜里睡不着，总觉得那火，烧掉的是他们全家在香港过日子的底气。
一九四九年的上海，天是黄的，像一块放久了的陈年琥珀，混浊，看不透。
黄浦江的水也是黄的，翻滚着泥沙，带着一股子腥气。
风吹在人脸上，黏糊糊的，像刚出笼的湿面团。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种末日来临前的焦躁和亢奋。
杜公馆里头，更是压抑得像口深井。
那天下午，杜月笙召集了所有人在祠堂。
他坐在那把紫檀木的太师椅上，身子陷在里头，显得更小了。
他瘦得厉害，脸上的皮挂在骨头上，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
只有那双眼睛，还像从前一样，藏在半垂的眼皮底下，偶尔抬起来，闪一下光，像暗夜里划过的一根火柴。
祠堂正中，摆着八只巨大的樟木箱子。箱盖敞开着，里头码得整整齐齐的，全是纸。
借据、欠条、地契、股份转让书……白的、黄的、毛边的，上面用毛笔、钢笔写的黑字，还有一个个鲜红的手印，像溅上去的血。
管家姚玉笙站在一旁，手里捏着一本账簿，额头上全是汗。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在空旷的祠堂里有点飘。
“先生，都清点完了。按照当年法币的账面，不多不少，三十八个亿。”
三十八亿。
这个数字像一颗石头砸进水里，祠堂里顿时起了波澜。
几个儿子的眼睛都亮了，那光又贪婪又兴奋，像是饿狼看到了肉。几个姨太太则低着头，手指绞着手帕，盘算着这些纸能换成多少金条。
跪在下面的一群人，都是杜月笙的门生故旧，也是这些欠条上的名字。
他们一个个面如土色，汗水顺着脖子流，浸湿了衣领。他们知道，杜月笙要走了，这是最后的清算。是生是死，全凭他一句话。
孟小冬站在人群最后面。她穿着一身月白色的旗袍，没施粉黛，像一朵被雨水打湿的栀子花。
她不懂这些账目，但她看得懂杜月笙的表情。他很平静，平静得有点吓人。
杜月笙咳嗽了几声，那种从肺腑深处撕扯出来的声音，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他抬起一只枯瘦的手，指着那八口箱子。
“抬出去。”
他的声音沙哑，像被砂纸磨过。
“烧了。”
这两个字，像两颗炸雷，在祠堂里炸开。
“阿爸！”大儿子杜维藩第一个冲上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杜月笙的腿，“不能烧啊！这都是咱们家的根！烧了，我们到了香港，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立足啊！”
“先生三思！”几个心腹也跟着跪下，一片哀求之声。
杜月笙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重复了一遍。
“烧了。”
几个早就候在一旁的保镖，面无表情地走上前。他们是杜月笙最忠心的手下，只听他一个人的命令。他们合力抬起箱子，沉重的木箱在地上拖出刺耳的声响。
院子里，早就准备好了一个祭祖用的大铜鼎。
保镖们走到鼎边，一使劲，将箱子整个掀翻。
一时间，漫天都是纸。白色的、黄色的纸片，像一群受惊的蝴蝶，在空中打着旋，纷纷扬扬地落进铜鼎里。
那上面记录的名字，曾是上海滩的半壁江山；那上面的数字，曾是无数人一辈子的梦魇。
一根火柴被扔了进去。
“轰——”
火苗子蹿起一人多高，热浪扑面而来。
火光映在每个人的脸上，表情各异。杜家子女们的脸上，是绝望和愤怒；那些欠债的人，脸上先是呆滞，然后是难以置信的狂喜，最后，一个个嚎啕大哭，朝着祠堂的方向，把头磕得砰砰响。
“杜先生！您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杜先生义薄云天！我们给您磕头了！”
赞美和哭喊声混在一起，像一锅煮沸的粥。
杜月笙坐在太师椅上，一动不动。火光从门外透进来，在他脸上明明灭灭。他像一尊庙里的神像，看着信徒们的癫狂，无悲无喜。
孟小冬站在廊檐的阴影里，看着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她觉得，那火烧的不是纸，是桥。一座连接着过去和未来的桥。杜月笙亲手把它烧断了。
她不明白，这个男人，在想什么。她只觉得，那场大火，是“上海皇帝”杜月笙，为自己辉煌的时代，燃放的最后一捧烟花。
烟花过后，满地都是灰。
从上海到香港的船，在海上走了三天。
船身摇晃得厉害，像个巨大的摇篮。但摇不睡人，只摇得人心慌。
杜月笙的哮喘病，在船上就犯了。他躺在狭小的船舱里，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一台老旧的风箱，每一次呼吸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孟小冬守在他身边，用热毛巾一遍遍给他擦拭额头和胸口。
她摸着他松弛的皮肤，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上海那个一跺脚整个滩头都要抖三抖的男人，好像被留在了吴淞口，没有跟上这艘船。
香港，到了。
码头上人声鼎沸，空气里混杂着海水的咸腥、鱼干的腥臭，还有一股子南方特有的、湿热的霉味。他们没有住进想象中的半山豪宅，而是搬进了坚尼地台18号的一套公寓。
房子不小，但跟上海的杜公馆一比，就显得局促寒酸。几十口人，主子、下人，都挤在这一个屋檐下。
日子，一下子就从云端跌进了泥里。
在上海，钱是什么？钱是杜月笙签个字就能调动的流水，是公馆里永远吃不完的流水席，是下人们月底领赏时沉甸甸的银元。
在香港，钱是孟小冬小本子上一笔一笔的记录。
她开始学着管家。这位曾经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冬皇”，如今每天想的，是菜市场的菜价涨了几毛，是孩子们的学费该交了，是杜先生的药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她那双唱戏的手，拨弄过无数精美的头面，挥舞过万千气象的水袖。现在，这双手捏着一支小小的铅笔，在账本上一笔一划，仔细地计算着家用。
杜月笙带出来的钱，远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多。大部分产业和现金，都留在了大陆，成了过眼云烟。
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客厅的藤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他看着窗外那些密密麻麻、像蜂巢一样的楼房，不说话。他的沉默，比任何言语都更沉重。
但他的规矩没变。
有一天，一个叫阿三的男人找上门来。这人以前在上海给杜月笙的赌场看过门，生得五大三粗，此刻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站在门口，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他在香港的码头上扛包，前几天跟人打架，把人打伤了，要赔一大笔钱。赔不出，就要坐牢。
他一见到杜月笙，就跪下了，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杜先生……救我一命……我给您做牛做马……”
孟小冬站在一旁，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家里的现金，已经不多了。这个月的开销，还不知道在哪里。
杜月笙看着他，没说话。他慢慢地站起来，走进卧室。孟小冬听见抽屉被拉开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厚厚的信封出来，递给阿三。
“去把事情了了。以后，好好做人。”
阿三捧着钱，磕了三个响头，走了。
门一关上，公寓里又恢复了死寂。
孟小冬走过去，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动，又咽了回去。
杜月笙似乎知道她想说什么。他重新坐下，闭上眼睛，低声说：“人活着，不能没有脸。”
他的哮喘又开始发作，剧烈的喘息声，像是在替他辩解。
脸面，是杜月笙最后的阵地。
孟小冬没再说话。她默默地走进厨房，看着案板上准备好的两条鱼，想了想，收起了一条。
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
昔日的门生、旧部的亲戚、八竿子打不着的同乡……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每个人都把杜公馆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杜月笙几乎来者不拒。钱，就像沙子一样，从他指缝里流走。
家里开始出现争吵的声音。
“阿爸！我们自己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你还管他们！”二儿子杜维垣忍不住嚷嚷起来。他刚从外头回来，看到一个陌生人从家里拿钱走，气不打一处来。
“就是啊，”一个姨太太也跟着附和，声音尖酸，“当初在上海，那么大一笔钱，说烧就烧了。现在好了，坐吃山空！我看我们一家人，迟早要去街上要饭！”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杜月笙的心上。
他坐在藤椅上，一言不发。只是那张本就蜡黄的脸，变得更加灰败。他把头转向窗外，香港的夜景，灯火辉煌，却没有一盏灯是为他亮的。
夜深了，孟小冬端着一碗刚熬好的参汤，走进杜月笙的房间。
房间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的月光，冷冷地洒在地板上。杜月笙坐在床边，背影佝偻，像一座被风雨侵蚀的石像。
孟小冬把碗放在床头柜上，轻声说：“先生，喝点汤吧。”
杜月笙没有动。
孟小冬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了。她的声音很低，像怕惊扰了什么。
“先生……当初在上海……那些欠条……要是……要是能留下几张，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她没能说下去。因为她看见，杜月笙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
他是在后悔吗？他一定是在后悔。这个一辈子都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的男人，如今却要靠着妻子变卖首饰来维持家用，他心里该是何等的煎熬。
过了很久，杜月笙才回过头来。月光下，他的眼睛，亮得有些吓人。
“小冬，”他叫她的名字，声音沙哑得厉害，“你……信不信我？”
孟小冬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紧紧地攥住了。她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有疲惫，有歉意，还有一种她读不懂的、深不见底的东西。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就好。”杜月笙说完，转过身去，重新面对着窗外的黑暗。
从那天起，孟小冬再也没有提过一个关于“钱”的字。她把自己的戏服、首饰，一件一件地送进当铺。她用那些钱，为杜月笙请最好的医生，买最好的药，维持着这个家最后的体面。
她相信他。即使她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一九五一年，香港的夏天来得格外凶猛。
空气像一堵滚烫的墙，压得人喘不过气。
杜月笙的身体，彻底垮了。他躺在床上，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睡状态。医生来了一趟又一趟，每次都只是留下一些药，然后摇着头离开。
所有人都知道，杜先生的时间，不多了。
八月初的一天，他罕见地清醒了过来。他把孟小冬叫到床边，用那只只剩下皮包骨头的手，紧紧拉住她。
“小冬，委屈你了。我们……把婚事办了吧。”
孟小冬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跟着他大半辈子，从上海到香港，无名无分，她早就认了。她没想到，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里还记着这件事。
婚礼办得不能再简单。
就在公寓的客厅里。杜月笙被家人扶着，靠在床头。孟小冬穿了一件崭新的红色旗袍，坐在他身边。没有宾客，没有酒席，只有律师和几个子女在场见证。
拍了一张合照。照片上，孟小冬的笑容，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哀愁。杜月笙的脸，已经瘦得脱了相，只有那双眼睛，还努力地睁着。
婚礼过后没几天，杜月笙就陷入了持续的昏迷。
八月十四日，他回光返照。
他把律师和所有家人都叫到了卧室。小小的房间，挤满了人，空气里混杂着浓重的药味和死亡的气息。
杜月笙躺在床上，呼吸微弱得像风中的残烛。
“我的遗产……”他用尽全身力气，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都在……保险箱里……让姚先生……分给大家。”
姚玉笙，就是那个一直跟着他的老管家，也是他最信任的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被磁铁吸引一样，死死地盯住了墙角那个黑色的铁皮保险箱。
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大家心里都在猜测，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杜先生一辈子纵横四海，朋友遍天下。就算在香港坐吃山空，他在海外的银行，总该有些存款吧？几十万美金？甚至上百万？
姚玉笙拿出钥匙，颤抖着手，打开了保险箱。
他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他把文件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倒在桌子上。
几张已经停止交易的股票，几张无人兑现的债券，还有一沓用纸带捆着的美金。
姚玉笙戴上老花镜，一张一张地清点。
整个房间，安静得能听见窗外蝉的叫声。
清点完毕，姚玉笙站直了身子，脸色苍白。
“诸位……杜先生留下的所有现金遗产，共计十一万美元。”
十一万。
这个数字，像一盆冰水，从每个人头顶浇下。
卧室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压抑的啜泣声和不敢置信的抽气声响了起来。
“不可能！”杜维垣第一个失控地叫出声来，“绝对不可能！我阿爸的钱呢？”
“十一万……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分……”一个姨太太瘫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
孟小冬站在那里，手脚冰凉。
姚玉笙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他按照杜月笙早就写好的遗嘱，开始分配。
“大太太，一万美元。”
“二太太，一万美元。”
轮到孟小冬的时候，姚玉笙递给她一个信封。
“孟太太，这是您的部分，两万美元。”
孟小冬机械地伸出手，接过了那个信封。薄薄的，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她的心，一下子空了。她不是嫌钱少，她这一生，什么荣华富贵没见过？“冬皇”的尊严，也不是靠钱堆起来的。
她只是觉得悲哀。为杜月笙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凉。
他英雄一世，机关算尽，到头来，竟落得如此“潦倒”的境地。他临走前，留给家人的，竟然是这样一份寒酸的遗产。她可以想象，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该是何等的悔恨与不甘。悔恨当初在上海祠堂点的火，那把火，终究是烧掉了他自己和家人的未来。
她捏着那个信封，指甲掐进了掌心。她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这个男人在另一个世界不甘的叹息。
屋子里，失望和怨怼的情绪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几个儿子脸色铁青，女儿们低头抹泪，气氛尴尬得快要凝固。
主持分产的姚玉笙看着这一切，叹了口气，又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了另一份文件。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
他清了清嗓子，那声音在压抑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关于财产，先生还有最后的几句口头遗嘱，需要我向各位转达。”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了手捧信封、神情恍惚的孟小冬脸上。孟小冬下意识地抬起头，正好迎上他的目光。
她心里猛地一紧。
她看见姚玉笙的手里，除了那份文件，还捏着一个小小的、用蜡封口的证物袋。透过透明的袋子，可以看见里面装着几片烧焦的纸片，黑漆漆的，像蝴蝶的残骸。
姚玉笙翻开了文件的最后一页，上面是杜月笙临终前用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字，字迹歪歪扭扭，几乎难以辨认。
孟小冬的呼吸瞬间停滞了，她死死地盯着那几行字，一个匪夷所思的念头闪电般地划过她的脑海——从上海那场大火开始，这个男人布下的一个局，或许，根本不是她想的那样。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