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01
我和陈建国结婚是2000年，那年我二十四，他二十七。
彼时他是江城市滨海区府办综合科的笔杆子，全科最年轻的，材料写得又快又好。区长大会小会的讲话稿，点名要他写。府办主任私底下跟人说：「建国这孩子，三十五之前，副科没跑。」
我闺蜜张艳在我婚礼上喝多了，搂着我的脖子喊：「婉婉，你就等着当领导夫人吧！」
我笑着推开她，心里却是甜的。
那时候的陈建国，也确实配得上这份期待。一米七八，不算高大但收拾得干净利落。说话不急不躁，哪怕加班到凌晨两点回来，衬衫领子都是整齐的。逢年过节，府办主任家的饭局叫他，区里其他科室的领导也拉他坐一桌。
我妈说：「这女婿，稳当。」
变故来得毫无预兆。
2001年深秋，区里一个工地出了事故，死了两个工人。工地老板是当时分管城建的李国富的亲戚。区长让综合科出一份「事故情况说明」，发给市里。
陈建国写了两版。
第一版，按事实写：施工方未按规定配备安全设施，监理单位未到岗，事故责任明确。
区长看了，把材料摔在桌上。
第二版，区长的意思是改成「意外事件」，淡化施工方责任，强调「不可抗力因素」。
陈建国交了第二版。
区长翻开一看，脸沉下来了。
第二版和第一版几乎一模一样。只在最后加了一句话：「以上内容经与安监部门核实，均有现场记录存档。」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可以改，但原始记录在安监局放着，改了也对不上。
区长拍了桌子。
那天晚上陈建国回来，我正在厨房煲汤。他换了鞋，在沙发上坐了很久没说话。
我端汤出来，他才开口：「婉婉，我可能要换个岗位了。」
我没当回事：「换就换，年轻人多锻炼锻炼。」
调令第二天就下来了。
区档案馆。
管理员。
这个调动在区府办炸了锅。综合科最能写的笔杆子，一纸调令发配去看故纸堆？这不是锻炼，这是发配。
我去找他要个说法。他只说了一句：「有些东西不能改。改了，出了事，担责的是写材料的人。」
我那时候不懂他的意思。后来才知道，那份「事故说明」如果按区长的意思改了，一旦市里追查，背锅的就是执笔人。区长不会承认自己授意，李国富更不会出面。
陈建国是在保自己的命。但代价是，他的仕途从此结束了。
去档案馆的第一个月，他就开始捡「破烂」了。
最初是单位要销毁一批到期档案。按规定，过了保管年限的文件要粉碎处理。陈建国负责监销，别人都是论筐往粉碎机里倒，他倒好，一份一份翻，看到什么就挑出来，塞进自己的帆布包。
领导问他干什么，他说：「有些旧纸头挺好看的，回家糊窗户。」
领导哭笑不得，也懒得管他——一个被贬的档案员，爱捡就捡吧。
后来不只是纸头了。老照片，作废的公章，打印室淘汰的底片盒，甚至半截砖头、碎瓦当——只要是旧城改造、老建筑拆迁运回来的「垃圾」，他都往家里搬。
我们家地下室，半年就堆满了。
我第一次发火，是女儿满周岁那天。
张艳带着她老公来吃饭，她老公在城管局当副科长，席间聊起最近的人事变动，谁提了正科，谁调去了好单位。
张艳笑嘻嘻地问我：「建国呢？档案馆有没有什么消息？」
我笑不出来，岔开了话题。
吃完饭，张艳她老公去卫生间，路过地下室门口，往里瞟了一眼，回来跟张艳嘀咕了几句。
张艳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欲言又止：「婉婉，建国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家里怎么堆成那样？」
那天晚上我跟陈建国吵了第一次。
「你看看人家！张艳她老公跟你同年进体制的，人家副科了！你呢？天天在单位捡垃圾，回家也弄一屋子垃圾！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蹲在地下室门口，手里还捏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头也不抬：「这些不是垃圾。」
「那是什么？传家宝？」
他没接话。
这样的争吵，后来变成了家常便饭。
档案馆的工资只有府办的一半出头，逢年过节没有任何额外收入。女儿渐渐长大，花销越来越多。别人家的孩子报钢琴班、英语班，我只能给女儿报学校里最便宜的书法社团。
最难堪的一次，是女儿上小学三年级。她请同学来家里玩，几个孩子闹着要「探险」，跑到地下室。
一个男孩尖声叫起来：「哇！好多破烂！陈小雨你爸爸是收废品的吗？」
女儿站在楼梯口，脸涨得通红，咬着嘴唇不说话。
那天晚上，她趴在被子里哭。我去哄她，她闷声说了一句：「妈妈，爸爸能不能不要再捡了？」
我去找陈建国。他在地下室，戴着老花镜，用镊子把一块碎砖上的泥一点点剔掉。
「你女儿被同学笑话了，知不知道？」
他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她说让你别捡了。」
他放下镊子，摘了眼镜，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说：「跟小雨说，爸爸以后放到单位去。」
从那以后，他确实往家里搬得少了。但每个周末，他都雷打不动地「去单位加班」。
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懒得再说了。
最让我崩溃的是去年秋天。
女儿考上了省城的高中，想报美术特长班，一年学费两万。我们拿不出来。
我跟陈建国商量：「要不你去找找李副书记？当年的事都过去十几年了，他现在分管财政，打个招呼，给咱们想想办法。你放低点姿态，就当为了孩子……」
陈建国坐在饭桌对面，筷子搁在碗上，一口饭没吃。
他盯着桌面看了很久。
「钱我想办法。人不求。」
那一晚我没再说话。第二天他请了半个月的假，去城南的建筑工地扛水泥。
半个月后他回来，把两万块钱放在桌上。
都是百元的，扎成两沓，带着灰尘的味道。
我看见他脱了外套——两个肩膀都磨破了皮，结了暗红色的痂。
我别过脸，眼泪掉下来。
不是心疼。是恨。
恨他死脑筋，恨他没出息，恨他宁可卖苦力也不肯低一次头。
那天晚上我说了这辈子最狠的一句话：
「陈建国，你一辈子就这点出息了。」
他站在卧室门口，灯光从他背后照过来，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他只说了四个字：「你早点睡。」
然后他关上门，又下了地下室。
我听见楼下传来轻微的翻动声，一直响到后半夜。
那时候的我不知道——
他翻的每一页纸，摸过的每一块砖，拍下的每一张照片，都在等一个时机。
而那个时机，在十五年后的那个周六清晨，终于来了。
02
陈建国被带走了三天。
扫黑组的人周六早上把他从别墅现场接走，说是「协助调查」。没给我任何解释，也不让我跟去。我站在翠湖半岛门口，菜篮子还扔在地上，荠菜被路人踩得稀烂。
那三天我没合眼。
我打他手机，关机。打区档案馆，没人接。打110，接线员说「不属于我们管辖范围」。张艳来陪我，她也慌了：「不会是建国犯了什么事吧？」
我说不出话。我脑子里反反复复转的就是一个画面——他穿着那件破工作服，站在李国富的别墅前，像个鉴宝师一样报出那些砖瓦的年代和编号。
那个眼神，我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
不是愤怒，不是得意。
是一种……平静到让人心里发毛的笃定。
第三天傍晚，门响了。
我冲过去开门——陈建国站在走廊里，还是那身灰工作服，脸上没什么表情，像出了一趟差回来。
他身后站着两个人。
年长的那位六十来岁，穿深色夹克，头发全白了，架一副金丝眼镜，气质像大学教授。他先开口，声音温和：「陈夫人好，我姓周，省文物局的。」
年轻的不到三十，穿黑色短款外套，寸头，目光锐利。他掏出一个证件，在我面前亮了一下：「嫂子好，我是省纪委驻地方工作组的，叫我小张就行。」
纪委。
我腿一软，扶住了门框。
陈建国侧过身，伸手虚扶了我一下：「没事，他们来看看东西。」
看什么东西？
他没解释，带着两个人直接往地下室走。
我跟在后面下楼。楼梯灯是声控的，「啪」地亮了一下又灭了。陈建国轻车熟路地拉了一下墙角的拉绳，头顶两排日光灯管「嗡嗡」亮起来。
我愣住了。
这是我家的地下室吗？
不——准确地说，我已经三年没下来过了。上一次来还是想把他那些「破烂」扔掉，被他拦住后大吵一架，我赌气说再也不下来了。
三年。他把这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靠北墙一整排铁皮货架，从地面顶到天花板，分成三层。每层都贴着手写标签，字迹工整得像印上去的。
最左边的货架上全是纸质文件。牛皮纸袋一个挨一个，侧面贴着年份：1998、1999、2000……一直到2015。每个袋子上还有细分标注——「城建」「土地」「文保」「人事」。
中间的货架摆着实物。青砖、瓦当、石雕残件、铜门环、老木构件——每一样都用软布包着，旁边立着一张硬卡纸，上面写着编号、来源、原始位置和发现日期。
最右边的货架是影像资料。相册、底片盒、录像带，还有几个U盘和移动硬盘，都装在防潮的密封袋里。
但最让我震惊的是墙上。
南墙整面墙壁被他贴满了东西——一张巨大的手绘地图，是我们区的街道图，但上面标注的不是路名，而是一个个红色圆圈，旁边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
我凑近看了一个圆圈：「金鱼巷17号，明代石牌坊，1999年3月拆除，石料去向不明。」
旁边用红线连着另一个标注：「2001年6月，李国富老家自建房院墙发现同材质石料，附照片见C-031。」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
周专家已经戴上了白手套。
他从货架上取下一块青砖，翻到侧面，凑近了看。
然后他的手开始发抖。
「明……万历年间官窑纪年砖，」他的声音也在抖，「松江府造，这种砖存世极少——你们区档案馆的记录里有吗？」
陈建国走过去，从1998年的牛皮纸袋里抽出一页复印件，递给他：「文物登记册第7页，编号047。原件在档案馆，这是我当年的复印备份。」
周专家接过去，双手都不稳了。他在货架前来回踱步，每拿起一件东西都要停下来端详半天。
「这是……清代道光年间的石鼓！」
「这张图纸——天哪，1958年区粮站改建批文原件，这东西应该在省档案馆啊！」
「这些照片……」他翻开一本厚厚的相册，里面全是老建筑拆除前的影像。青砖黛瓦的巷子、雕花窗棂的老宅、长满青苔的石桥——每张照片下面都有手写说明：拍摄时间、地点、建筑年代、当时的保护状态。
周专家转过身，一把握住陈建国的手。
他的眼眶红了：「老陈，这些……都是你保存的？」
陈建国点点头：「按规定要销毁的，领导让我看着烧。我觉得烧了可惜，就挑了些出来。」
他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今天食堂吃了什么。
小张没有周专家那么激动。他从进来就一直在看，一直在拍照，一直没说话。
此刻他走到了那排纸质文件货架前，目光停在标注「1998-2002」的区域。
他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打开，里面是一份《旧城改造文物清单（副本）》。
然后他又从旁边取出一个蓝色文件夹，封面写着「实际拆除与去向记录——陈建国手记」。
他把两份东西并排放在桌上，一行一行对照。
清单第3项：明代石狮一对（编号003），处置意见——保管移交区文保所。
手记第3项：石狮被李国富（时任城建科科长）私自运走，运输车牌号苏D-XXXX，司机姓马。
手记后面附了一张照片——石狮蹲在一户人家的院门两侧，背景是过年的大红对联。
小张抬起头：「陈老师，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陈建国说：「2006年春节。」
「怎么拍到的？」
「每年大年初二，我都去李家那条街走走。他们贴春联、放鞭炮，院门大开，拍照不会引人注意。」
他说得平淡极了，像在讲别人的事。
小张的眼睛亮了。他翻到手记最后几页，上面是一排排日期和对应的照片编号。每年春节，每年一组照片。
十五年。
他一年不落地去拍了十五年。
我站在地下室中间，手脚冰凉。
我想起了许多事。
他每年大年初二说「出去散散步」，我以为他是去躲我妈的唠叨。
他花了三个月工资买了一台二手佳能相机，我骂他「不务正业」。
他四十多岁了突然让我教他用电脑，学怎么扫描、怎么存文件。我嫌他笨，扔下一句「自己百度去」就不管了。
原来这十五年——
他不是在消沉。
不是在自暴自弃。
不是在用捡破烂来逃避现实。
他是在收集证据。
一块砖，一张纸，一帧照片，一年又一年。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隐秘的档案馆。
而那座档案馆里，藏着能压垮一个副书记的全部秘密。
03
纪委的人走了之后，已经是凌晨两点。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一杯水端了半天没喝。陈建国从地下室上来，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开始卷一支烟。
他十年前戒了烟。但那天他从抽屉最里面翻出一包皱巴巴的黄鹤楼，烟丝都干了，他还是点上了。
我看着他被烟雾模糊的脸，开口问了一句十五年来没问过的话：
「建国，你到底在干什么？」
不是质问，不是发火。
是真的想知道。
他抽了半支烟，掐灭了，站起来朝我伸出手：「来，我带你看个东西。」
他拉着我回到地下室，走到最里面的货架。那个位置最暗，平时被一块灰绿色的防尘布盖着，我一直以为下面是更多的废砖碎瓦。
他掀开防尘布。
底下是一块一米五宽的白板，贴在墙上，边角用螺丝固定。
白板上密密麻麻，全是照片、便签、手写卡片，以及不同颜色的连线。
左边，红色区域，标题是：「李国富——文物侵占与输送」。
时间线从1998年拉到2015年。每个年份下面挂着几张小卡片，写着具体事件：什么时间，什么文物，从哪里到了谁手里。每张卡片旁边都别着对应的证据编号。
中间，蓝色区域，标题是：「相关人员爱好与往来」。
几个名字我看着眼熟——有区里的，有市里的，还有一个名字后面写着「省（退）」。每个名字底下记录着：收了什么、什么时候收的、经谁的手。
右边，黑色区域，是一张手绘的关系网。
李国富在中心，线条向外延伸，连着老板、官员、拍卖行、物流公司。每条线上都标注了时间和事件代码。
我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后背的寒意从尾椎骨一路爬到后脑勺。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的？」
「2002年。」他说，「去档案馆的第二年。」
他靠着货架，开始讲。
讲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汇报工作。但我听出了他压在每个字底下的东西——那是积攒了十五年的、滚烫的愤怒。
1998年秋天，旧城改造。
他当时还在府办，负责协调文物迁移的对接工作。有一批明清时期的建筑构件要从拆迁区转运到文保仓库——石雕、门楣、老砖墙，都编了号登了记。
运输那天他去现场盯着。
其中有一对明代石狮，编号003，最珍贵的一件。搬运工把石狮装上卡车之后，他亲眼看见李国富——当时还是城建科科长——走过来跟司机说了几句话。
卡车改了路线。
不是去文保仓库，而是拐上了通往李国富老家的那条路。
陈建国跟科长汇报了。
科长说：「国富跟区长关系近，这种小事别声张。」
他不甘心，写了份书面报告交到府办主任手上。
主任看了，锁进抽屉：「建国啊，你业务能力好，但做人要灵活点。」
第二天他被调去「协助档案馆整理工作」。
一个月后，调动正式生效。
那是他第一次明白——有些事情，从上面捅是捅不破的。因为上面的人都连在一张网上。
他从那时候起就决定了：从下面挖。
一块砖一块砖地挖。
2003年，新一轮城市开发。
他已经在档案馆了。有一批标注为「已销毁」的古建筑构件清单过了他的手——按登记，这些东西都已经被粉碎处理了。
但他留了个心眼。他假装去废品站卖旧报纸，骑着三轮车在城郊转了三天。
在一个商人的私人会所后院，他看到了那些「已销毁」的构件。一扇雕花门板改成了茶台，两根石柱立在花园里当装饰。
他拍了照。回来后偷偷复印了原始清单，和照片一起编号存档。
2010年是最关键的一次。
区里建文化广场，施工队挖地基时挖出了一片清代墓群。按《文物保护法》，必须停工，通知文物部门进行保护性发掘。
李国富批示了四个字：「无价值，清理。」
三天之内，墓被推平了。出土的十几件瓷器不知去向。
陈建国当时已经在有意识地跟踪了。他发现有一辆厢式货车从工地出发，沿国道开了四个小时。他骑摩托车远远跟着。
货车最后停在邻省一个农庄门口，有人来接货。
他在路边拍了照片——车牌号、时间、地点。
两个月后，他在一本文物杂志上看到消息：香港某拍卖行上拍一批「私人收藏清代瓷器」，图录上的器型和他在工地见过的一模一样。
他买了那期杂志，把图录剪下来，和工地的照片贴在一起。
「你这么多年，就没怕过？」我问他。
他想了想：「怕过。2010年跟那辆货车的时候，有一段路就我们两辆车，要是司机起了疑心……」
他没说下去。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没读懂过的东西。
「因为那些瓷器在地底下躺了两百年，好不容易见了天日，不能让它们就这么消失。」
他顿了顿。
「人做错的事，总有人要记住。」
他告诉我他的方法。
身份是最好的掩护——一个档案馆管理员，整天跟旧纸堆打交道，没人觉得他危险。而「捡破烂」这个习惯，更是天然的保护色。他蹲在墙根翻垃圾桶，没人多看一眼。他蹬着三轮车在大街小巷转悠，别人只当他在收废品。
时间是他最大的武器。一年的证据不够，两年的不够，五年的也不够。因为对方还在往上爬，保护伞还没有松动，单拿出任何一件事来，都会被压下去。
但十五年——
十五年的每一笔，连成一条线，就是一张谁也撕不烂的网。
他的证据体系有四层：官方文件——他有权力接触待销毁的档案，合法地留下复印件；实物证据——那些被他「捡」回来的砖瓦构件，每一件都能和官方清单上的失踪记录对应；现场照片——他用十几年时间拍摄那些文物的「新家」，证明流向；时间线——他手绘的变迁图，把每一件事都精确到年月日。
「原件呢？」我突然想到，「你留的都是复印件，原件在哪？」
他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原件在安全的地方。你别问。」
我心里一紧。
「最后一件事，」他说，语气变了，变得沉了一些，「三个月前的事。」
女儿的学费。
我让他去求李国富。他没去。
但事情不是到此为止的。
女儿学校今年要翻修教学楼，拨款报告打到区里，分管财政的正是李国富。报告在李国富桌上压了两个月，批了四个字：「经费紧张。」
学校的校长急得跳脚，到处打听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人递话——李国富的意思是，「档案馆那个陈建国的女儿在你们学校？让他来找我谈谈。」
他想让陈建国去求他。
去低头。
去承认十五年前的事他认了，从此做一个听话的废人。
陈建国没去。
学校拨款继续压着。女儿的特长班也差点报不上。
有三个晚上，陈建国一个人坐在地下室，对着那面证据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然后，在第四天的清晨，他拿起手机，拨出了一个号码。
一个他存了十五年、从没打过的号码。
04
电话那头的人叫周正。
陈建国的大学同学，和他同一届考进体制，分到不同的区县。2001年陈建国被贬到档案馆那年，周正考上了省纪委的遴选，离开了基层。
十五年里，他们只通过三次信。
信。纸质的，手写的，平信寄出，内容都是些家长里短——你家孩子多大了，我这边天气怎么样，最近身体还好吗。
没有一个字提到工作，没有一个字涉及「那件事」。
只有一个暗号。
第三次通信是2014年，陈建国在信的结尾写了一句：「老家院子里的柿子树今年结了不少，就是还没红透，再等等。」
周正回信：「不急，柿子这东西，越晚摘越甜。」
三个月前，陈建国拨出电话，只说了一句话：
「老周，老家的柿子红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五秒钟。
然后周正说：「我知道了。」
挂了。
没有寒暄，没有追问。
两天后，一个外地号码发来一条短信，内容是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市郊的一家茶庄，下午三点。
陈建国去了。
周正已经坐在包间里了。十五年没见面，他头发白了大半，但眼神还是当年的样子——沉稳、锋利。
他现在是省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的副主任。
两个人喝了一壶茶。
周正听完陈建国的讲述，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材料给我看看。」
陈建国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档案袋——那只是十五年证据的一小部分，一份目录索引。
周正翻了二十分钟。
翻完之后他把档案袋合上，双手放在上面，低头不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眼睛有点红。
「建国，你一个人……干了十五年？」
陈建国端着茶杯：「总得有人记着。」
周正带走了目录索引。
三周后，以「涉嫌文物盗窃」立案，省扫黑办专案组正式介入。
切入点是李国富的别墅——那座翠湖半岛六号别墅太招摇了，院子里到处是古建筑构件，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不对。以文物案的名义查，不会打草惊蛇。李国富会以为这只是一桩文物案件，不会想到有人在用它当钥匙——撬开后面十五年的工程腐败、土地违规和利益输送。
陈建国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了。
我靠在沙发上，脑子里嗡嗡的。
「你这十五年……」我张了几次嘴，声音发哑，「他们那么多人，如果有谁发现了你在收集这些东西……你想过后果吗？」
陈建国笑了。
是真的笑了——不是苦笑，不是自嘲，而是一种有点得意的笑，像一个猎人提起自己设的陷阱。
「他们不会注意一个捡破烂的。」
他从茶几底下拽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个巴掌大的记事本，封面磨得看不出颜色了。
他翻开，一页页给我看。
上面记的不是证据，而是他这些年「帮过的忙」。
档案馆门口保安老赵的儿子，高考落榜想复读，他帮忙找了家教。
食堂阿姨秦大姐的老房子被划进拆迁范围，补偿不合理，他用业余时间帮她写了申诉材料。
区府办的老传达室师傅退休后生病住院，他去探望了三次。
甚至——
李国富的专职司机小马，他父亲肝癌住院，是陈建国帮忙托人找的省医院专家号。
「小马后来跟我说了不少事，」他把记事本合上，「当然，他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他只是觉得我这人实在，喝酒时嘴松了一些。」
我看着他。
此刻在我眼里，他不再是那个窝囊废、那个捡破烂的怪人。
他是一个在黑暗中潜行了十五年的人，每一步都算过，每一个善意都不是白给的——不，也不全是。他本来就是那种人，看见别人有难会伸手。只不过这份善良同时成了保护色。
没有人会怀疑一个老好人。
我哭了。
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感动。
是愧疚。
我想起这些年我怎么对他的。
每次闺蜜聚会回来，我摔门进屋：「你看看人家老公！」
女儿说「爸爸是收废品的」那天晚上，我没有替他说一句话。
他扛水泥把肩膀磨烂了，我说的是「你一辈子就这点出息」。
他深夜蹲在地下室，我骂他「不务正业」——而他在做的事，是我这辈子连想都不敢想的。
我捂着脸，眼泪从指缝里淌下来。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走过来，蹲在我面前，用粗糙的手指擦掉我脸上的泪。
「告诉你，你每天都睡不着觉。」
他顿了顿。
「而且，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不是不信你，是怕万一你哪天跟张艳说漏了嘴……这事就全完了。」
我哭得更厉害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站起来：「别哭了。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
他看向窗外。天边已经泛出一线鱼肚白。
「剩下的事，」他的声音很轻，「交给他们就好了。」
05
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别墅的搜查进入第三天。
省文物局的周专家带着团队，把翠湖半岛六号别墅里里外外翻了个遍。初步清点结果是：别墅内外共发现疑似文物八十七件——门廊砖雕、院中石刻、室内摆件、墙上挂件——从明代到清代，横跨三百年。
李国富被隔离审查。
他咬死了一个说法：「都是仿品，我是古玩爱好者，地摊上买着玩的。谁还没个爱好了？」
他的律师更狠，拿出一沓某古玩城的收据，说这些东西都是「合法购买的仿制工艺品」。
八十七件。如果真是仿品，那文物案就不成立。
专案组组长秦一鸣站在别墅客厅里，手里捏着鉴定组的初步报告，眉头拧成了疙瘩。
鉴定需要时间。逐件送检，至少要一个月。如果在这一个月里，李国富的关系网运转起来，会发生什么——谁都说不准。
他看向陈建国：「老陈，还有吗？」
陈建国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
然后他走向书房。
书房里有一面顶天立地的红木书柜，占满了整面墙。雕工精美，包浆浑厚，一看就不是新东西。
陈建国走到书柜前面，伸手摸了摸柜面上的木纹。
他的手指慢慢滑过去，像在摸一道旧伤疤。
「这书柜本身，」他说，「就是证据。」
李国富的脸色一变。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被两个工作人员按住：「你胡说什么！这是我花钱买的红木家具！」
陈建国没看他。
他示意技术人员过来：「扫描一下木材。」
红外光谱仪照上去，数据跳了出来。技术人员盯着屏幕，声音都变了：「这……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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