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瓦•诺维科夫
作者介绍
米•瓦•诺维科夫 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国立师范大学教授
潘玄烨 武大历史学院博士后
内容摘要1937年至1941年间，苏联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框架下对华提供军事援助，一定程度上阻遏了日本法西斯向中国的快速扩张。苏联的军事援助既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共同立场，也始终伴随着国家利益考量，体现出意识形态取向与现实政治博弈相互交织的特性。苏联通过海、陆、空多种运输渠道，向中国输送军事物资，派遣军事顾问和航空专家，培训中国本土军事人才。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中国社会的广泛赞许，夯实了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基石。
关键词反法西斯战争 苏联 中国 军事援助 抗日战争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主战场，抗日战争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幻想，与欧洲战场共同谱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篇章。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国际爱好和平力量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面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结成的侵略性反共联盟，苏联政府对内加速推进工业化备战，对外通过向西班牙和中国提供军事、外交和人道主义援助，在欧亚大陆两端建立起牵制法西斯扩张的战略屏障。1937年至1941年间，苏联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框架下对华提供军事援助。苏联的军事援助不仅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更是苏联基于国家安全利益所采取的预防性地缘政治布局，旨在打破法西斯国家的战略合围，争取有利战略态势。
围绕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对华军事援助，中国学界近些年给予了较多关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学者主要从中苏关系演变角度，将其视作1929年中苏断交之后两国关系回暖的标志，继而肯定苏联援华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批判苏联援华政策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近10年来，该领域研究或重新梳理苏联援华始末，辩证看待苏联援华过程中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表现；或由宏观叙事向微观实证深化，挖掘关键人物并剖析其在促成“俄械东来”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学界则重视援华苏军回忆录的收集与整理，强调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对苏联援华问题的关注度逐渐提升，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以及在华苏军回忆录的陆续出版，为研究苏联援华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史料基础。鉴于此，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运用新披露的资料，探讨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决策动因、运作机制和基本投向，分析苏联军事援助在全面抗战中发挥的作用，以期从跨国史视角深化对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理解。
一、 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动因
1937年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启动了对华军事援助。直至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逐渐停止向中国提供援助。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军事援助是对中国持续外交提请的回应，并非苏联政府主动作为。
1932年，中苏复交为苏联对华援助创造了条件。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爆发，苏联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方国家对日本侵华行为采取绥靖政策，而苏联政府一度考虑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在国际上承认伪满洲国。出于苏联“与满洲国靠近的担忧”，蒋介石政府意识到应尽快与苏联修复外交关系。1932年6月25日，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在日内瓦会晤苏联代表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正式提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经过多轮商议，1932年12月12日中苏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1934年至1936年间中国加快了与苏联沟通的步伐，多次派遣使者赴苏洽谈对华援助事宜。1934年10月，蒋介石秘密派遣蒋廷黻赴莫斯科，试探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1935年4月，蒋介石派遣邓文仪以武官身份赴莫斯科，希望通过缔结互助条约获得苏制军械。由于苏联政府为避免直接对日宣战而拒绝缔结互助条约，蒋介石只得到了“经新疆向中国出售军用飞机” 的承诺。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政府面临异乎寻常的困境，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官员腐败，军事力量薄弱，武器装备落后，不具备与日本进行全面决战的条件，英、美等西方国家因害怕卷入战争拒绝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蒋介石政府最终不得不将求援目光转向苏联。1937年7月中旬，孙科、王宠惠、陈立夫等多次联络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Д.В.Богомолов），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鲍格莫洛夫表示，“苏联政府并未做出任何表态”。7月26日，蒋介石再次派遣代表张冲会见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政府尽快施以军事援助。7月29日，苏联政府最终做出回应，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决定派遣人员至南京了解军需详情” 。
苏联之所以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不仅是对中国政府多次外交请求的回应，还是基于实用主义原则所做的多维战略考虑。
第一，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扶植伪满政权在远东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构建了进攻苏联的桥头堡，直接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和沙皇俄国便在远东地区争夺霸权。尽管在远东的扩张计划被日俄战争所阻遏，但是俄国及后来的苏联政府从未放弃使用各种手段巩固在远东的影响力。为此，日本政府认为，苏联是日本推行东亚政策的最大障碍，日本外交政策重点是“粉碎苏联侵犯东亚的企图，特别要消除军备上的威胁”。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将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日本的一系列举措强化了苏联政府的危机意识。1937年7月15日，鲍格莫洛夫提醒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为掌控权力，日本军国主义必然会在日本国内渲染战争情绪，走上对外冒险之路。日本对我们的冒险活动意味着是一场无法预料结局的大战。”7月19日鲍格莫洛夫在会见陈立夫时明确表示：“毫无疑问我们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因为这对苏联远东地区来说是一种威胁，我们也因此愿意帮助中国。”可见，苏联对华军事援助是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需要。
第二，苏联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因日本侵华而受到损害，苏联试图通过对华军事援助弱化日本实力，维持在华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中东路事件后，苏联不仅通过中东铁路联通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至中国东北的贸易通道，对华实行贸易垄断和金融扩张，还借助铁路管理局推行行政自治和行使司法权。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遭到严重削弱。“因日本苛待中东铁路的苏联员工，扣留苏联货物，苏联被迫出售中东铁路”，1935年苏联以低于初始价值即1.4亿日元出售给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苏联政府出售路权并非就此放弃对中东铁路的权益，而是等待时机，“密切关注中国局势尤其是中国对抗日本的局势，”希望借助对华军事援助为苏联夺回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第三，1937年前，苏联领导层试图通过对华军事援助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推行世界革命。20世纪20—30年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密切。1928年至1935年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试图保持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作用。他们通过多方途径向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上海派遣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及共产国际联络部的代表，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苏联还向中国共产党持续提供经济援助：1928年提供44万银元、1929年44万银元、1930年45万银元、1931年45万银元。苏联驻华大使卢加涅茨·奥列尔斯基（И.Т. Луганец-Орельский）的往来信函以及负责军事物资运输的亲历者们的回忆录都提及，1937年苏联在向蒋介石政府交付军需物资的同时，还向中共武装力量特区秘密运输了武器装备。“苏联军事专家以塔斯社记者身份在中共特区工作。”这折射出苏联通过军事援助扶植共产主义力量的深层考量。
此外，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还是出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共同立场。这一点从苏联此前的外交政策中可以得到印证。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意大利、德国相继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苏联政府采取多种手段加以遏制：致力于构建一个由受法西斯主义及侵略行径威胁的国家组成的军事政治联盟；1935年分别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双边互助条约；利用国际联盟平台对法西斯主义施压。1936年9月，苏联政府决定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军事援助，此举正是苏联反法西斯政策的实践。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的佛朗哥政权视作“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代理人”，要坚决“尽一切可能”帮助西班牙共和政府打击佛朗哥势力。1936年11月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不仅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安全，也意味着法西斯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联合。因此，苏联向受到日本法西斯侵害的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实际上也是苏联反法西斯政策的合理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政府同意对华军事援助是以相应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为前提。
在政治层面，苏联坚持在互不侵犯条约而非互助条约的框架下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1937年7月中下旬，在与鲍格莫洛夫交涉过程中蒋介石政府多次建议以缔结互助条约为基础获得苏联军事援助，鲍格莫洛夫则坚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7月底，李维诺夫在致鲍格莫洛夫的电报中明确指示，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为“避免直接对日宣战”，拒绝缔结互助条约。为尽快获得苏制军械，蒋介石做出妥协，8月初与鲍格莫洛夫举行会晤时商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事宜。1937年8月21日中苏双方最终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签订条约时，中苏双方就援助工作的政治组织条件达成秘密协定。其一，停止国共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二，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苏联不与日本单独签订协议。其三，互不侵犯条约对外声称是中国从苏联购买工业产品和设备的贸易条约，实际上是苏联向中国秘密交付军事装备、派遣军事专家的援助条约。
苏联政府在条约形式方面的外交博弈表明，苏联的军事援助与其战略利益紧密相连。苏联既希望通过军事援助增强中国的抗战能力，牵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维持自身在华影响力，又谨慎处理中苏关系，规避军事承诺，防止直接卷入战争。
在经济层面，苏联要求中国以签订信贷合同的方式承担军事援助的全部费用。双方共签订三次合同。第一次正式贷款合同于1938年3月1日在莫斯科签署，武器供应在贷款合同签订之前业已启动。第一次贷款金额为5000万美元。合同规定，贷款分5年偿还，每年偿还1000万美元，利息从1938年10月31日起支付。1938年5月5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再次请求签订新的武器装备的借贷协议。“诚挚请求您尽快批准签署军械与飞机借贷协议，并分批启运，此举必将提振我军士气和战斗力。飞机之需求尤为迫切……”斯大林收到电报后同意继续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希望“以茶叶、羊毛、皮革、锡、钨等物资偿付贷款”。第二笔贷款合同于1938年6月1日签署，贷款金额与偿还期限与第一次相同。第三次贷款合同由中国政府代表孙科与苏联对外贸易委员米高扬（А.И.Микоян）于1939年7月13日在莫斯科签署，金额为1.5亿美元，偿还期限是10年。
中苏双方就贷款偿还方式问题进一步达成解决方案。鉴于当时中国政府的财政不堪重负，“中国无黄金或者现金偿还苏联贷款”，蒋介石请求苏联给予中国不超过3%的年贷款利息并以低于世界市场20%的价格售卖武器。中国则“用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料和成品”代偿，货物价格 “由双方根据世界市场交易价格确定”。根据苏联官方数据，1938—1945年期间，中国向苏联交付了以下物资：钨精矿29519吨、锡11382吨、锑11766吨、其他有色金属共1846吨；生丝301吨、绵羊毛21295吨、骆驼毛1026吨、山羊绒304吨、茶叶31486吨等。
由此可见，此次苏联对华军事援助本质上是国家间的准商业行为。蒋介石政府也乐于将援助定位为“纯粹的商业行为”，试图剥离政治意涵。双方致力于在官方层面共同构建出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利益交换模式。
二、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运作机制
1937年9月苏联政府开始筹备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因中苏两国之间用于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加之援助规模较大，从苏联向中国运送军事装备和军事专家并非易事。为兼顾运输的时效性和成本问题，苏联政府采取海、陆、空三种方式并行的举措。
海运是最具经济性的方式，主要用于运输大型军械。苏联援华的军用物资通过租赁的英国货轮运送。货轮从苏联塞瓦斯托波尔港出发，途经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塞得港、新加坡，最终到达英国控制的香港。因日本对香港的威胁，货轮有时也行至越南海防港口和缅甸仰光港口卸货，最后借助汽车或火车将军械运往中国。1937年11月28日至12月15日，英国轮船“科克伦勋爵号”和“博克斯希尔号”相继从塞瓦斯托波尔启航，于1938年1月10日和24日分别抵达海防和香港。这批货物包括：82辆T-26坦克、30辆“共产国际”拖拉机、10辆ЗИС-6汽车、20门76毫米高射炮、50门45毫米反坦克炮、1000挺机枪、4套探照灯站、2台声源定位仪以及1367万发步枪子弹、4万发76毫米炮弹等。1938年2月，另有两艘英国轮船“塔菲尔德号”和“斯坦福特号”驶离塞瓦斯托波尔，运送以下物资：160门76毫米火炮、80门122毫米榴弹炮、80门37毫米反坦克炮、900挺机枪及配套弹药与备用零件。1938年11月，英国轮船“斯坦霍尔号”装载200门37毫米罗森伯格炮、100门37毫米反坦克炮、2000挺机枪、300辆ЗИС-5卡车及2036万发步枪子弹抵达缅甸仰光港，所有物资由此转运中国。1939年9月至10月，最大的一艘英国轮船“比肯斯菲尔德号”历时58天将50门76毫米山炮、200门37毫米反坦克炮、4400挺机枪、5万支步枪等运抵仰光港口。1937年11月至1939年11月期间，6艘英国轮船总计输送了2.6万余吨有效载荷。
海运虽然成本低，运输量大，但存在诸多限制：其一，耗时长，物资在海上的运输时间达2个月之久；其二，必须借助陆路才能将物资运输到目的地，而无论是从香港、海防抑或仰光至中国内陆的陆路运输速度都很缓慢，仍需1.5至2个月；其三，海运风险性较高，不仅极易被日本巡逻舰发现，还可能遭到他国政府扣押或禁运。因此，两国政府也积极寻求其他运输渠道，实行多样化运作机制。
抗战初期，由于中东铁路处于日本控制之下，加之两国间缺乏用于汽车运输的公路条件，两国政府决定共同建设一条可靠的陆上交通线用以运输援助物资。在苏联道路工程专家和十万余名中国工人、士兵的共同努力下，全长2925公里的西北国际通道在短短6个月内竣工，于1938年11月实现全线初步贯通。该公路起自萨雷奥泽克，横贯今哈萨克斯坦地区和中国新疆，终至甘肃兰州，以古丝绸之路为基础改建而成，原路多为乡村土路甚至部分区段仅为骆驼小道。两国政府在铺设公路的同时还修筑了数百座桥梁，建立中转站、加油站、维修车间和仓库设施，设置数十个中途站点用于车辆停驻、补给与养护，并成立了中苏联合护路队伍，负责道路安全。
负责从西北国际通道向中国运送武器的是苏联军事委员会领导的行动总部。该总部设在阿拉木图，在乌鲁木齐和兰州设有两个行动站，由苏联政府任命的官员领导。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西北国际通道在1938年下半年才竣工，但是为了让物资尽快送至中国，苏联行动总部早在1937年10月就开始沿这条骆驼小道运输军事物资。苏联行动总部最初成立了3个汽车营和1个汽车连，配备了ЗИС-5、ЗИС-6、载人汽车和特种车辆，制定的运输任务是自1937年10月17日开始运输第一批军用物资，并于11月20日抵达兰州。行动总部的计划时间表规定，运输队在第6日从萨雷奥泽克到达乌鲁木齐，第11日从乌鲁木齐到哈密，第16日从哈密到安西，第17日从安西到肃州，第22日从肃州到凉州，第24日从凉州到兰州。由于最初这条运输线路未经修缮，且多山路，海拔高达1500—2000米，第一批运输队单程实际花费时间比计划表多出2个多月，后随着道路铺设完成，运输时长缩短至1个月之内。至1941年，共有5000多名苏联司机和4000多名苏联工人参与物资的包装、装车及运输工作，总计动用车厢5500节，有效保障了战略物资的输送。
除海运、陆运外，空运也是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主渠道之一。中苏间共建立两条航线，一是从阿拉木图经新疆到兰州的南线，二是从伊尔库茨克经蒙古到兰州的北线。苏联将低速轰炸机ТБ-3、最新型轰炸机ДБ-3А以及一些民用飞机改装成运输机，用于对华运输紧急物资、战斗机及苏联专家。相对于沿海港口而言，两条航线以及西北公路均远离抗日前线，不易被日军察觉，可以保障援助的安全性。阿拉木图至兰州的南部航线与萨雷奥泽克至兰州的公路同时且沿同一路线启动建设。南部航线的航空基地和航线指挥部均设在阿拉木图，苏联军事专家在此处完成飞机的组装和飞行前的准备。南部航线的工程技术保障由苏联人员负责，当地中国居民仅参与解决生活后勤事务。苏联空军科学研究所飞行航空旅指挥官扎列夫斯基（А.И.Залевский）是南部航线的首任全权负责人。扎列夫斯基负责“组织人员与物资向各基地的输送、飞机至终点的转场飞行，以及任务完成后基地空勤人员与地勤部队向苏联境内的撤离”。
自1937年10月至1941年初，南北两条航线均持续高效运转。1938年的运输量达到顶峰，当时中国军队正与日军在各地鏖战，因而对苏联的军事顾问、飞行员、武器装备等需求最为迫切。至1939年，通过南部航线向中国输送了295吨物资及4267名军事专家。自1940年起运输规模逐步缩减，至1941年底渐趋终止。
三、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基本投向
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行动代号为“Z”，由苏联国防委员会管理，主要分为三个方面：提供军事技术设备、派遣军事顾问和航空专家、培养中国军事专家。
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技术设备援助，主要表现为提供军用飞机、武器和弹药等。
因统计方式不同数据有所差异，但是反映了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的基本情况。1938、1939年苏联军工生产力分别为：战斗机和轰炸机4033架、火炮12627枚，坦克2071辆；战斗机和轰炸机6894架、火炮16459枚，坦克2986辆。可见，苏联为中国援助了年产量四分之一左右的飞机，这一数据已经非常可观，因为苏联还同时为西班牙共和国提供军事援助。苏联为两国提供了同类型的军事装备，包括И-15和И-16战斗机，СБ、ДБ-3А和ТБ-3轰炸机，УТИ-4训练飞机、Т-26坦克等。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在其战术技术性能方面与日军列装的同类型号相比毫不逊色。
苏联还积极参与了中国军工业的建设。斯大林在初次关于军事援助谈判时就提出:“谁想要独立，谁就要发展自己的军工业。”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再次强调:“飞机容易生产，却很难运输，中国应当培养建造飞机和坦克的能力，苏联愿为中国提供相关材料和技术支援。”斯大林提出的让中国建立自主航空工业的构想，于1938年步入实践阶段。孙科及随后访苏的杨杰在1938年5月至6月的莫斯科谈判中提出，中国政府希望在乌鲁木齐建设航空工厂，利用苏联提供的零部件组装И-16战斗机。1939年8月11日，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与中国政府代表正式签署协议，在距乌鲁木齐40公里处建设飞机组装厂。该厂规划年产300架И-16战斗机，全部采用苏联提供的零部件组装，项目预算470万美元，由双方均摊。
苏联不仅援助了机械、武器和弹药，还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航空专家，这既是出于维护苏联军事装备和训练中国士兵操控装备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升中国军队的综合作战能力。
苏联军事专家由首席军事顾问领导的军事顾问小组构成。不同时期的首席军事顾问分别是德拉特文(М.И.Дратвин 1938年5月—1939年8月）、切列帕诺夫（А.И.Черепанов 1938年8月—1939年8月）、卡恰诺夫（К.М.Качанов 1939年9月—1941年2月）和崔可夫（В.И.Чуйков 1941年2月—1942年2月）。部分首席军事顾问不仅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例如，1938—1939年卡恰诺夫担任西班牙共和国人民军的首席军事顾问。此外，德拉特文曾作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顾问于1925—1926年访问过中国。
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和其他军事专家都具备较高的指挥和战斗能力，首先体现在武汉会战中。苏联军事顾问们深知自己的责任，因此在战前积极部署，使后备部队做好与日军作战的准备。纵观武汉会战整个进程，在1938年6月至10月长达四个半月的战斗中，日军伤亡人数约25.6万，与中国军队伤亡人数持平。而在此前，从卢沟桥事变至南京失守阶段，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伤亡人数约为44.7万，日军伤亡人数20多万。中日军队死伤比接近2：1。苏联军事顾问的指挥作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军队的伤亡数。此外，在华的很多军事顾问在随后苏联卫国战争中获得诸多荣誉，其中有元帅巴蒂茨基(П.Ф.Батицкий)、崔可夫，将军雷恰戈夫(П.В.Рычагов)、日加列夫(П.Ф. Жигарев)等，这也是衡量在华苏联军事顾问水平的重要指标。
不仅军事顾问具备较高的指挥能力，在华的苏联志愿飞行员也具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在抗战初期构成中国空军的重要力量。1937年9月，苏联国防委员伏罗希洛夫接到指示，要求紧急配备一批派往中国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飞行员。СБ高速轰炸机中队队长多贝什(Ф.И.Добыш)于1937年9月接到命令前往莫斯科，随即被委以重任——以教官身份前往中国，指导中国飞行员驾驶苏联СБ轰炸机。实际上，多贝什不仅负责将飞机从阿拉木图转场至兰州，培训中国飞行员，还参与了飞行作战。1937年9月下半月起，苏联组织志愿飞行员的选拔和补充培训，优先选任有经验者，苏联共产党员优先，以保障派往中国的飞行员的专业素养和组织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飞行员们是纯粹的志愿者，并非受到任何外力的强迫或劝服，这一点从档案材料及其回忆录中清晰可见。一部分富有经验的飞行员受到苏联政府的倡议前往中国。波雷宁（Ф.П.Полынин）于1933—1934年间曾在中国新疆担任飞行教官，培训中国飞行员。1937年秋，他被国防人民委员部邀请再次前往中国。波雷宁曾言：“我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提议，因为中国人民的苦难与我息息相关。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受命率领第二批СБ轰炸机机组人员前往中国参战。”СБ轰炸机飞行员普罗科菲耶夫（Я.П.Прокофьев）于1937年10月受到国防人民委员部空军管理局邀请，作为志愿飞行员前往中国。鉴于普罗科菲耶夫有家庭和孩子，管理局工作人员强调这是自愿行为，让其仔细考虑后作出答复。普罗科菲耶夫则坚定回答：“我已经想好，同意，感谢您的信任。我会不负所托。”轰炸机飞行员、未来的苏联英雄和空军少将普希金（А.И.Пушкин）于1938年春接到即将前往中国的消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终于要实现我成为志愿者的夙愿了……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中国人民，我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我被告知将被派往中国。我欣喜若狂地冲出房间，战友们围上来纷纷表示祝贺。”
除了受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邀请外，很多苏联军人主动申请前往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保存着飞行员、领航员及其他航空技术人员提交的申请书，其中包括：空军科学研究所工程师兼飞行员阿尔特诺夫（Т.И.Алтынов）、试飞员苏普伦（С.П.Супрун）、科基纳基（К.К.Коккинаки）等。轰炸机领航员谢利瓦诺夫（И.П.Селиванов）和他的中队战友于1937年提交申请，请求作为志愿人员前往中国。1938年冬，谢利瓦诺夫写道：“我们中队全体被召至莫斯科，并被要求驾驶自己的作战飞机前往中国，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解放战争。”空军试飞员科基纳基写道：“许多满怀国际主义精神的苏联飞行员此前则在西班牙，后在中国作战。我们与小组其他志愿人员在莫斯科郊外汇合。我们战斗机飞行员被编成两个中队：一个驾驶И-15，另一个驾驶И-16。”军事工程师卡利亚金（А.Я.Калягин）是一名军事学院的毕业生，最初在新西伯利亚服役。在得知政府动员志愿军时，主动向国防人民委员部提交志愿申请。卡利亚金本人最终被派往中国。卡利亚金在回忆录中提到，苏联所有军事学院的毕业生都“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热切渴望帮助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威廉·皮克（Вильгельм Пи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Пальмиро Тольятти）及其他共产国际成员多次向学院学员发表鼓舞人心的报告，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精神的形成。”
中国军队采用苏联军事装备后，必然面临本国军事人才包括航空技术人员、坦克兵、炮兵等的培养与再培训的问题。苏联不仅派出了军事顾问和飞行员，还派出了军事教官团队，专门负责教授中国军人操作苏制武器的技能。1938年3月至10月在湘潭专用训练场上，中国技术人员在苏联军官格罗博夫斯基、布拉托夫、齐甘科夫、加利钦、米哈伊洛夫及其麾下15—20名军事教官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来自苏联的军事装备技术。
中国飞行员的培养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实施：一是让有飞行经验的中国飞行员学习驾驶苏联战机，二是在航校培养新学员,无论哪种形式都尤为耗时且成本高昂。1937年10月随着首批苏联飞机抵华，兰州航空基地随即启动了中国飞行员的改装训练。初期使用现役战斗机进行训练导致了多起事故。自1937年12月起，开始采用UTI-4双座教练机实施改装训练。1938年2月，首批73名中国飞行员在兰州完成И-16战斗机的改装训练。自1938年1月起，西安和襄樊两地相继组织开展И-15战斗机的飞行员改装训练。为培训СБ轰炸机机组人员，成都地区成立了由苏联飞行教官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训练中心，仅1939年上半年即培养120人。
在苏联物资与人员支持下，1939年中苏在伊宁联合创办的基础航空学校正式开学，由18名苏联教官承担教学工作。1940年教官人数增至22名；1944年1月仍保留12名教官。每期培训200名学员，其中И-15、И-16机型各50人，СБ轰炸机组含飞行员、领航员、射击通讯员共100人，培训周期为6—7个月。1939至1940年间，学员规模扩大至328人。
对中国轰炸机机组成员的培训不仅限于院校范畴，更延伸至实战环境。例如中国军方在南昌机场组织有经验的飞行员，在苏联教官指导下进行СБ轰炸机改装训练。经长期训练后，获准驾驶СБ轰炸机的中国飞行员需完成2—3次滑行训练、5—7次起落航线飞行、2—3次空域飞行及2次编队大航线飞行。苏联教官多贝什指出：“中国飞行员学习态度极为认真，严守纪律。在掌握СБ战机技术性能、地面与空中操纵、轰炸与射击武器操作后，飞行人员需接受由苏方教官与中方指挥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考核。” 据多贝什记录，1937年12月期间，利用作战间隙成功培养了40—45名能驾驶СБ轰炸机的中国飞行员。
苏联教官为培养中国军事专业人员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10月至1944年下半年这7年间，先后约有220名飞行教官来华执教，年均超过30人。他们共培训出1204名飞行员、160名领航员及450名航空技师。苏联教官不仅承担着中国空军飞行与技术人员的培训及进修任务，还致力于培养中国本土的教官队伍。仅1939至1940年间在伊宁航空学校就培养了46名能执教各型苏制飞机的中国航空教官。此外，苏联政府还接受部分中国军官和士兵赴苏培训，其中朱德、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等都曾赴苏接受培训。在苏联军事顾问与教官指导下完成军事培训与进修的中国军人总数达90000人次。
四、苏联援华的影响与中国社会的反应
苏联的军事援助对处于全面抗战中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苏联航空专家和飞行员的到来在短时间内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苏联航空专家和飞行员直接参与作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军飞机的逞凶。
1937年11月下旬至12月间，苏联航空专家和飞行员参与了南京城和长江下游地区的防御，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南京的沦陷。首批苏联战斗机飞行员于1937年11月21日在南京上空参与战斗，以抗击日军轰炸机及其护航战斗机。苏联飞行员驾驶7架И-16战斗机突袭日军，与20架日机展开激战，成功击落2架战斗机、1架轰炸机，自身损失1架И-16。11月22日和24日，苏联飞行员们共击落日军7架战斗机和8架轰炸机，自身仅损失3架战斗机。1937年12月1日，苏联飞行员们驾驶战斗机5次升空，击落数架企图进攻南京的日本轰炸机。同日，20架苏联СБ轰炸机在南京机场降落。苏联轰炸机的主要目标是日本军舰、运输机、机场、航空基地以及陆军部队。12月2日，轰炸机大队长马钦（М.Г. Мачин）指挥轰炸机组空袭了上海日军航空基地，共计摧毁4架日军重型轰炸机和数架其他类型飞机。至12月12日南京沦陷前，苏联轰炸机组积极参与南京城的防御，对长江沿岸的日军地面部队及军用舰艇实施了持续空袭。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2月23日，苏联志愿航空队上尉波雷宁指挥24架轰炸机对台湾岛上被日军控制的松山机场进行大规模轰炸，成功摧毁日军40架战机和3年航空燃料储备。这次空袭既是对苏联工农红军建立2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日军轰炸南京的反击，空袭的成功使得日本政界和军界大为震惊。
苏联援华航空队在武汉保卫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南京的沦陷，苏联援华航空队向中国中部转移，驻扎在武汉机场。此时日军正沿长江流域展开大规模攻势，他们将长江作为运输通道和军舰集结地，通过军舰为地面部队提供持续支援。日军接下来的目标正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汉。1938年5月31日，苏联援华航空队利用在西班牙作战中研究的新型战术成功反击了日军对汉口的大规模突袭。苏联援华航空队指挥部将战斗机分为两组，第一组用于与日本护航战斗机进行空战，第二组用于打击轰炸机。最终，苏联援华航空队共击落15架日军飞机，挫败了日军空袭汉口的企图。
空军上尉库里申科 (Г.А.Кулишенко)在援华抗日中的贡献尤为突出。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抵达中国，负责培训中国飞行员、领航员、射击员等专业航空人才。库里申科为培训中国航空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即使身体已非常疲惫，仍然拒绝休息”，亲自指导中国飞行员演练夜间飞行技术。库里申科还兼任远程重型轰炸机志愿支队大队长，负责指挥对日军航空基地的轰炸。1939年10月3日，库里申科指挥9架ДБ-3А轰炸机组对汉口最大的日军航空基地实施突袭，共计摧毁60余架日军飞机，歼灭日军100余人，重伤日军300余人，日本航空战队司令冢原二四三少将亦在伤者之列。日本为此事件举国致哀，机场守备司令被判处枪决。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再次指挥轰炸机组突袭日军在汉口的航空基地，炸毁敌方飞机近60架。
苏联援华志愿队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欢迎、尊重和感激。1938年8月18日，本在汉口执行任务的苏联援华志愿队因飞机引擎故障迫降至江西一小城。当地民众在得知消息后，以欢呼声迎接这些人进城。当看到苏联援华志愿人员因疲惫或伤痛几乎站立不稳时，居民们立刻拉来黄包车。即使被婉拒，他们依然热情不减。当晚民众们举办了“全市规模的欢迎会”。在获知苏联援华志愿人员顺利执行任务后，当地居民们会将捷报口口相传，送上水果、蔬菜等食物以示感激和祝贺。在兰州执行任务的轰炸机组指挥官马钦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在成功完成战斗任务后，农民和街头商贩向兰州机场运送了成堆的苹果、柑橘、香蕉以及一篮篮的熟鸡蛋。”战斗机飞行员杜申（А.З.Душин）在南昌也记录了相似场景，机场有“堆积如山的橙子、柑橘和苹果等” 。中国民众还为牺牲的苏联飞行员举行了庄严的告别仪式。当地居民以隆重仪式将牺牲的志愿人员遗体运至城市的中心广场，全城各处的居民都涌向此处与苏联志愿人员代表一同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一位幸存的苏联援华志愿人员斯柳萨列夫（С.В.Слюсарев）回忆道：“人群不断涌来……我们的到来标志着仪式的开始。市长发表了演讲，向苏联政府和为中国人民幸福不惜献出生命的苏联志愿军们表达的诚挚的谢意。”
中国民众的热情让身处异国作战的苏联援华航空队成员感到宾至如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在官方层面受到的冷遇。苏联援华志愿人员在回忆时几乎皆会描绘一场场感人至深的场景。当认出迫降于稻田的是苏联飞机，中国农民立即放下戒心，寻来担架护送苏联飞行员至最近村落看诊并提供最优休息条件与丰盛食物。“这种朴实的温情某种程度上补偿了官方人员的冷漠态度。”在汉口的一次抗议日军轰炸的示威活动中，一组苏联飞行员被卷入人群中，民众认出是苏联飞行员后纷纷投来鲜花。机械师科尔恰金（А.К. Корчагин）记载道：“同志！同志！同志！呼喊声从四面八方涌来。我们起初有些不知所措，谁能想到，在中国，我们会受到如此礼遇？”
苏联援华志愿人员展现出崇高的国际主义和不畏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1937年至1941年，共计超过2000名苏联航空专家和飞行员被派往中国，211名苏联航空专家和飞行员为中国抗战献出生命。正如上文提及的空军上尉库里申科，他多次指挥轰炸机组对日军作战，最终身负重伤。为挽救导航员和炮手的生命，库里申科设法将飞机降落在长江江面，自己则因重伤无力渡江而牺牲。援华牺牲的苏联飞行员的名字都被用金字镌刻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花岗岩石碑上。树立在武汉解放公园内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的碑文上有如下题词：“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苏联空军志愿队的烈士们的鲜血和中国人民的鲜血溶结在一起了。他们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里。让这种属于工人阶级的高贵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发展和巩固着中苏两国人民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结 语
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是基于多重战略维度的考量，其根本动因更多源于现实主义外交与国家安全需求。苏联的核心目标在于构建东方反法西斯屏障，阻遏日本扩张，消除日本对其远东地区构成的威胁，并避免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战略困境。这一政策不仅为苏联在短期内争取了关键的战略缓冲空间，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全面抗战初期，苏联通过海、陆、空多种渠道持续输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专家，协助中国抗击日军的进攻，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日军的侵略计划，为长期抗战保存了有生力量。苏联的对华军事援助与中国社会的热切回应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一座友谊之桥，为中苏两国关系的升温埋下伏笔。
当然，苏联对华援助存在一定局限性，其援助规模受限于自身战略资源的分配，同期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支援分散了部分能力。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因本国战事紧迫，苏联于1941年后逐步中止对华军援，其后美国逐步取代苏联成为援华主力。总体而言，苏联的军事援助是中国抗战得以维持抵抗能力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其战略意义与历史影响应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球视野出发加以审视。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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