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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航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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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诵芬院士在歼8ⅡACT试飞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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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8ⅡACT三轴系统首飞现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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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项目主要部件转型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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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控制技术总结大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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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项目组与外国专家。尹渊榕  什么是ACT?据张永孝总师说,有了ACT技术的飞机才算是三代机,中国才能跻身世界航空强国。为此,航空工业自控所前前后后好几百人,做了二十年。从三个单词开始  20世纪70年代,初教5、歼7、直9陆续首飞,中国航空工业一片欣欣向荣。但科研人员都明白,中国飞机的作战能力远远达不到航空强国的水平,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飞行控制系统与国际还存在代际差异。自控人不断自我创新,翻阅国外资料,最终找到了改进的方向——发展CCV随控布局,以此跨越代际鸿沟。  顾诵芬院士在书中回忆说:“主动控制技术当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是618所的人提出来的,说这项技术很好……”“随控布局”是时任628所副所长杨劲夫翻译出来的,英文缩写是CCV(Contorl Configured Vehicle)。后来国外又改为“主动控制技术”,英文缩写为ACT(Active Control Technology)。  自控所敢于提出开展ACT研究,一是基于在技术方面拥有作为飞行控制系统技术的专业研究所近二十年的技术积淀,二是在硬件方面也与国内其他厂家合作开展了很多小型数字计算机的研究,做实了研究基础。1978年底到1979年初,自控所就开始不断向用户、部领导和机关宣传下一代的战斗机应该采用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只要做成了,我国就能拥有真正的三代机。”那次会议  ACT的基础是强大的计算机处理器,当时航空工业内部存在使用传统模拟计算机的模拟式电传飞控以及使用新型数字计算机的数字式电传飞控两种派别,到底发展哪种技术一直存在争论。  模拟计算机已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制,技术成熟度较高,但是体积大效率低,改进和维护困难;数字计算机是新兴技术,还没有形成完整可靠的体系,但是它体积小效率高,易于维护。  当时支持数字技术发展是少数。“大家总觉得我们中国人要搞这个数字电传恐怕很难。”时任自控所副总工程师张汝麟主管歼8ⅡACT的研制,负责三轴四余度数字电传飞行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他相信中国人一定不比外国人差。  1979年5月,航空工业部在天津召开了规划会,没人会想到,这会是决定数字式电传飞控是否能继续发展的关键。  “这件事上应该感谢当时主持天津会议的韩宽庆。”张汝麟多年之后仍然这么觉得。  韩宽庆,1973~1978年任自控所副总设计师,1978年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副院长。在技术领域深耕多年的他敏锐地感知到自控所主张的数字技术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力排众议,积极参与电传系统技术推广,使得发展数字式飞控方案成功立项。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航空工业保留了模拟式技术与数字式技术并行发展。但正是因为天津会议,因为自控人对技术的坚持、对创新的执着,因为韩宽庆的正确决策,中国飞行控制技术发展的“种子”才得以生根发芽,中国才没有在国际航空发展中掉队。  随着国外电传飞控的不断发展,中国航空界也逐渐认识到了发展数字飞控的正确性和重要性。1981年后,第三机械工业部进一步将天津会议后开设的“四课题”扩充为“十大关键预研课题”。这也直接促进了飞控系统由可有可无的被动地位,上升到必不可少的主动地位,这在飞行控制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超长战线上的坚守  “你见过以前存储代码的那种磁带吗?”张永孝副总师比画了一个比手掌大一点的样子,“大概这么大。以前我们写好程序就存在里面,然后拿去编译、连接、定位、加载、测试。”  “不能直接在计算机上测试吗?”“咱们以前没有这个开发系统和测试的设备,需要拿到别的单位,”张永孝副总师说着摆了摆手,“这已经是比较快捷的做法了,最早使用那种纸带子,写代码就是在上面打孔。”  “条件也太艰苦了。”“当时也没觉得辛苦,大家都是这样的。”  在被总师们称为“大专家”的飞控技术专家李利春的回忆录中,将ACT研制任务初期描述为“一边钻研,一边工作”。当年的中国航空工业要研制ACT技术,从硬件到软件,从开发到验证,都是没有基础积累的,需要课题组不断地学习和摸索,每一步都不简单。  “ACT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从机械式到数字式,完全是一套全新的逻辑体系,所有的构成部分都要数字化,要对整个模型进行重新构建。其中我认为需求分析部分是最困难的。这方面李利春下了大功夫,堪称电传飞控九本经典全部是他手写的,现在都在原址的档案馆归档存着,至今还是我们电传飞控系统设计的参考模板。”张永孝说。  从1979年立项到1999年验证结题,整整二十年。如今,自控所自主研制ACT技术应用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以“三个20”为代表的电传飞控的全面应用,标志着我国飞机设计已跨入全电传数字时代。  二十年真的很长,当时课题组中的中流砥柱,现已八十有加,峥嵘的岁月里,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也都被时光染白了头发;二十年也不长,不过是一个课题从立项到结题,不过是华夏五千年的沧海一粟。  之于国家,这是飞机设计代际差异的跨越,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之于自控所,这是飞控技术发展至今的基石,是专业发展的根本;之于个人,这是工作生涯的大部分,是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十年都在做这个,不会觉得很难熬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功。”  对这个问题,张永孝思考片刻后缓缓地说:“或许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二十年时间实在是太久了。但是当年就是这样,一个项目要做很多年,你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甚至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很多项目做了很久,最后失败了或者没个结果。能把一个项目做成,不管多少年,都值得。”  “飞机设计师们说研制成功了我们就不比他们差了,那肯定得做啊。”  “没考虑过干不干得出来,反正肯定是有意义的事,那就努力干。”  “区区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