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腊月的北平，胡同里刮着脆生生的西北风，年仅七岁的李敖拎着糖炒栗子，从琉璃厂一路小跑到西四牌楼。那一刻，他压根想不到，此地会在六十多年后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迎接自己。
1937年至1949年，李家几次搬迁：哈尔滨、北平、上海，再到基隆。战火与海峡将少年投掷到台湾，也磨出了他日后敢言的棱角。教他古文的鲁荣坤、在台中一中倾心栽培的严侨，都把“独立思考”四个字写进他的骨子。
1953年，严侨身份暴露被捕。17岁的李敖被拉去问讯，小伙子冷汗直冒，却硬撑着说了一句：“老师教我的是读书，不是阴谋。”幸运保住自由，但那场惊魂让他对权力的冷暖看得透彻。
60年代，他在《文星》杂志写文章“开炮”，又在大学里念历史，昼伏夜出地查资料、挑灯夜战。到了70年代，因协助彭明敏外逃被判十年。铁窗四年，他读完牛津版《世界史》、背下《庄子》。出狱后，他索性把牢房里憋出的见解一股脑写成《李敖大全集》。
镜头切到2005年9月19日下午17时10分。波音737的起落架刚触地，北京塔台电台里传来平稳落地的提示音。机舱第8排靠窗，70岁的李敖看见跑道尽头晚霞映红，轻轻嘟囔一句：“这回，可算是回来了。”
连战、宋楚瑜前脚走过“和平之旅”，舆论正热。李敖抵达首都机场新闻区，玩笑开得飞起：“别写我怕坐飞机，我只是怕没空姐。”记者哄笑，闪光灯一通乱闪，他却把手里的拐杖当话筒：“各位，文化之旅，非政治表演。”
20日清晨8点45分，天安门城楼上迎来熟悉的北平腔：“李先生，请往这边。”讲解员介绍“大中华门”修缮沿革，他一边听一边补充细节：“1949年10月1日，我在台北电台里听到广播放着《东方红》，心揪成一团。”说罢在留言簿劈手写下“休戚与共”。
走到正屋，围栏后面摆着两排明黄缎椅。讲解员诚恳地请他落座：“这是当年毛主席、周总理休息的椅子。”李敖瞅了瞅，忽然后退半步，半开玩笑却语气郑重：“我屁股烫不得，这位置留给历史。”周围人一怔，旋即心领神会。
拒坐并非造势，而是他多年的戒尺——对权威既尊重又保持距离。同行的一位老同学小声调侃：“你不是最爱热闹吗？”李敖摆手：“典故摆在这儿，咱别抢戏。”一句话，既有“李大师”的桀骜，也带着书生的分寸。
离开城楼，故宫红墙就在眼前。太和门前石狮子静立，他用拐杖轻点石阶纹路，像验钞一样观察。院长郑欣淼陪同至漱芳斋，捧出《韩熙载夜宴图》复制品与《乾隆月曼青游》牙雕。李敖掏出放大镜，招呼儿子李戡：“瞧，中轴线透视法，绝！”随即承诺捐出珍藏的乾隆题跋手稿，把“只有皮没有瓤”的旧评，当场改口。
午时，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摆下十人圆桌，金丝楠木椅子闪着柔光。菜单罗列鱼翅泡饭、葱烧鲍鱼。服务员按座位摆名牌，“李敖”三个字正对主位。用餐间他调侃：“菜太精致，我都不好意思动筷。”席间又一句：“人生难得几回饱，今天算一回。”
下午，他拎着百合和康乃馨，冒雨到安华里五区探望86岁的鲁荣坤。老太太帕金森导致言语困难，只能用目光回应。李敖单膝跪地，声音放得老响：“老师，我来看您！”握着老师的手，他把一个装着1000美元的小红包塞进枕边：“买些营养品。”鲁老师没有说话，嘴角却微微上翘。
雨越下越急，巷口积水没过脚背。鲁老师的大女儿撑伞相送：“下回来北京，给您做炸酱面！”李敖说了声“成交”，转身钻进车里。车窗上滑下的雨水，映出城楼灯火。
21日北大演讲，礼堂里“敖哥，欢迎回家”的横幅很扎眼。三千多名学生挤满过道，他抛出一句：“年轻人要敢于拍桌子，但别把桌子拍塌！”掌声如潮。他又赶去校医院，看望15岁的肿瘤少年吴子尤。少年笑着说：“我病多，算赢您一局。”李敖拍拍他肩膀：“你要赢到最后。”离开时，把《教育与脸谱》赠给少年。
三天行程密集而短暂，北京的秋风裹着桂花香。22日凌晨，李敖在长安街边的饭店窗前独站良久。街对面工人收起国旗，灯光映在他灰白的发梢。雨后的路面微亮，他笑着自语：“北平，北京，一字之差，却隔了半生。”随后合上窗，世界归于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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