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冬，延安机场跑道上卷起尘土，一架“利华”运输机轰鸣起飞。机舱角落里，一位裹着灰布大衣的女子紧握包袱，目光却穿过舷窗望向远方的渭河谷地。她名叫吴铭，本名杨汉秀。
她的出身在川东赫赫有名。伯父杨森是四川军阀，父亲杨懋修也曾混迹军界，置下万顷良田。可这种荣耀并没让她心安，相反，长兄杨汉忻因参加北洋时期的进步学潮被捕，更早把“革命”二字刻进了她的脑海。
1929年夏天，17岁的杨汉秀刚从重庆女中毕业，家里就张罗起包办婚事。她偏不，让媒婆吃了闭门羹。有人劝她“金枝玉叶何苦折腾”，她笑道：“国是家更大，再娇贵也得上前线。”一句话，把豪门千金的身段卸得干干净净。
随后的上海岁月如同暴风雨前的安静。她与中学教员赵致和结婚，两人白天教书，夜里跑图书馆读进步书刊。1937年7月7日，日本人炮声响在卢沟桥，夫妻俩当即奔走募捐准备投奔抗日前线。可惜天不假人愿，赵致和突发重病，没等上战场就撒手人寰。送别亡夫后，她把一双幼子托付故里，挑起行囊北上。
延安之行有贵人领路。旧日女教员朱挹递给她一张印着朱德照片的报纸，叮嘱：“去找他，中国需要像你这样的人。”4月的圣地春寒料峭，她踏着黄土坡的晨露走进了延安女子大学，又在翌年考入“鲁艺”艺术系。白天学理论，夜晚到军需处帮忙发口粮，间或跟随宣传队进前线唱《黄河大合唱》，生活忙得脚不沾地。
好景却被一纸“审查名单”打破。身份复杂的她被划入重点对象。几名干部一边翻阅家世档案，一边低声嘀咕：“军阀侄女，来意怕不纯。”这时，朱德走进来，声音洪亮：“千里投奔延安的闺女，还要查什么？她是‘最伟大的军阀叛女’！”定了性，周恩来当场批示接收入党。那天傍晚，窑洞灯光摇曳，她在火炉旁郑重宣誓，心里像点燃一支火把。
抗战结束，国共谈判破裂。1946年5月，中央急召她回延安布置新任务：设法接近杨森，促其罢兵，最次也要摸清情报。她没有丝毫犹豫，收拾行李便走。临登机前，康克清递来一件亲手缝的斜纹灰布上衣，“小心！”嘱咐声里尽是母亲般的焦虑。
飞机落地重庆，她先转回渠县老家与儿女团聚。母子相拥那晚，窗外的秋虫叫了一夜。第二天起，她就被特务盯梢。杨家人以为她终于回心转意，送钱送车，她全盘收下，却悄悄把银元换成步枪、药棉，连夜托人送往晋冀鲁豫前线。不得不说，这手段干净利落，连特务都没察觉。
一边筹款，一边策反。她多次“偶遇”堂哥杨汉忻，又借家宴向杨森旁敲侧击：“伯父，强龙不压地头蛇，风向变了，早认清形势总不坏吧？”杨森摆手冷笑，丝毫不为所动。对话不欢而散，但杨汉秀没有停。
暗流涌动之下，危险迅速逼近。1947年春夜，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搜出几份被她来不及毁掉的地下报纸。“跟我们走！”刺耳的吼声交织着脚步声。关押数日，因证据不足，侥幸脱困。第二年冬天，厄运重来。此次被捕前，她把一封周恩来亲笔介绍信塞进儿子枕头底下，嘱托保管。牢里，狱友盛国玉被拷打得遍体鳞伤，她咬牙替其包扎。列队点名时，她轻声说：“再撑一撑，外面有人。”
1949年金秋，山河巨变在即。西南军政格局风雨欲来，杨森心惊胆战。陈家湾那栋巍峨洋房里，他把侄女第三次扣下。特务审问时逼问她联共细节，“说！谁给你指令？”——“不知道。”她只是摇头。怒火中烧的杨森最终下了死手。一辆黑色轿车闷声驶向歌乐山金刚坡。夜里，哨兵听到闷响，“把人栓牢，活着别吭声。”绳索收紧，她的生命定格在三十七岁。
新中国成立后，渣滓洞、白公馆陆续解放，许多烈士名录上却缺了“吴铭”。儿女踏遍川渝，换来的只有一句句“下落不明”。直到1975年盛夏，金刚坡上一位老农深夜敲开公安分局大门，自称多年前在碉堡见过一具戴镣铐的女尸。刑侦人员循迹掘土，锈蚀手铐仍锁在森然白骨之上。法医对比残留衣料花纹，正是康克清当年所赠。
消息飞抵北京。周恩来临书批示，字迹沉着有力：“杨汉秀，系我党地下党员，化名吴铭，确认无误，应予以英烈待遇。”有关部门很快调阅档案，尘封的介绍信也从她儿子旧书箱里重见天日，两相印证，真相大白。
1980年10月，重庆松林坡革命公墓静默肃穆。军乐低回中，覆盖红旗的棺椁缓缓下葬。老战友盛国玉拄杖而来，轻抚棺盖，泪水滚落。她喃喃道：“妹子，如今可放心了。”那一刻，山风掠过松林，似在低声呼啸，又似在替她诉说。
杨汉秀的故事告诉后人：出身不是枷锁，选择才决定高度。富家千金可以转身赴火，军阀侄女也能与人民并肩。她用三次被捕、一次殉难，证明了理想信念比生命更重的道理。那副锈迹斑斑的镣铐，如今静静陈列在重庆红岩魂陈列馆，与她的遗像为伴——警示世人：真正的自由，往往孕育于最沉重的枷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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