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郭沫若先生，恭喜您担任《救亡日报》社长！”
1937年8月24日，上海滩热闹得不像话，镁光灯闪个不停。郭沫若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站在人群中央，脸上挂着那种干大事的人才有的坚毅表情。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英雄归来的热血故事，是文坛巨匠为了国家大义，毅然抛弃安逸生活的回国壮举。
但就在同一天，也就是8月24日这天，把目光从上海滩移开，跨过那片海，去看看日本千叶县的一间破房子里在发生什么。
一个叫佐藤富子的日本女人，正被宪兵队的人按在椅子上。那帮人下手没轻没重，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你丈夫去哪了？他是中国的间谍吗？”
佐藤富子看着家里那五个吓得哇哇大哭的孩子，锅灶是冷的，米缸也是空的。她根本不知道丈夫去了哪，因为就在一个月前，那个男人只是说出门散个步，然后就再也没回来。
这一年，是她为了这个中国男人背叛家族、隐姓埋名的第21个年头。
谁也没想到，这场长达21年的豪赌，最后换来的是这样一个不辞而别的背影。
01 豪门千金的“穷日子”
说起佐藤富子，那可真不是一般人。
这姑娘家里是有矿的——当然不是真挖矿，是比那还厉害的社会地位。她爷爷佐藤昌介是男爵，北海道帝国大学的首任校长；她爹是工程师，那是妥妥的日本上流社会，也就是咱们说的“老钱”家族。
按理说，这种家庭出来的姑娘，这辈子也就是喝喝下午茶，插插花，然后嫁个门当户对的贵族，过完舒舒服服的一生。
偏偏在1916年，这姑娘在东京圣路加医院当护士的时候，遇到了郭沫若。
那是怎样一个郭沫若呢？
穷，真的穷。当时他还是个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的留学生，兜里比脸还干净，除了一肚子墨水和一腔热血，啥也没有。
可佐藤富子就觉得，这人不一样，这人眼里有光。
这事儿传到佐藤家里，那简直就是炸了锅。家里人把桌子拍得震天响：“你要是敢跟这个穷得叮当响的中国人，你就别进这个家门！我们佐藤家丢不起这个人！”
换做一般的姑娘，这时候估计就哭哭啼啼地妥协了。毕竟那是1916年的日本，家族就是天。
但佐藤富子是个狠人。她二话没说，也没跟家里人吵，收拾了个小包袱，给家里留了封信，意思就一个：这人我嫁定了，这名字我不要了，这家族我也不回了。
这一走，就是义无反顾。
俩人住在哪呢？福冈的一个仓库改的小破屋。
那屋子小到什么程度？大概也就7平方米。咱现在稍微大点的卫生间都比那大。个子稍微高点的人，站起来头都能顶到天花板。
夏天的时候，这屋子就是个蒸笼，热得人喘不上气；到了冬天，海风呼呼地往里灌，那是真往骨头缝里钻的冷。
就这破地方，房租都经常交不起。
为了让郭沫若能安心读书、搞创作，佐藤富子那是真豁出去了。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开始给人洗衣服、做手工，只要能换钱的活儿，她都干。
最惨的时候，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佐藤富子就挺着大肚子，去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烂菜叶子，回来洗干净了煮汤喝。
看着丈夫在那写诗，写那些激情澎湃的文字，佐藤富子就在旁边缝补衣服。那时候她心里可能觉得，只要这个男人能成才，自己吃点苦算什么呢？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有情饮水饱，但这水，确实太苦了点。
02 不辞而别的“大义”
这一熬，就是整整20年。
这20年里，佐藤富子给郭沫若生了4个儿子1个女儿。孩子多了，开销自然就大，家里的日子那是过得紧巴巴的。
但不管怎么说，那是个家啊。
即使郭沫若有时候脾气不好，即使日子过得再难，佐藤富子也从来没想过离开。在她心里，这个男人就是她的天，这5个孩子就是她的命。
可到了1937年，这天，说塌就塌了。
那一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的关系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作为一个中国人，郭沫若想要回国抗日，这事儿放在大义上讲，那是绝对没毛病的。咱们得承认，这是爱国。
但问题在于，他走的方式，实在太那个了。
1937年7月25日凌晨，天还没亮。佐藤富子和孩子们还在熟睡中。
郭沫若醒了。他没有叫醒妻子，也没有亲吻孩子的额头。他只是穿上了和服，踩着木屐，像往常每一个普通的早晨一样，轻轻地推开门，走了出去。
他跟家里人说的理由是：我去散个步，顺便采点药。
佐藤富子醒来的时候，看着空荡荡的枕头，心里也没多想。毕竟丈夫是个文人，有时候出去找找灵感也是常有的事。
可这一等，就是一天；再一等，就是三天。
直到几天后，那个叫金祖同的朋友跑来，支支吾吾地告诉她：郭沫若已经坐船回中国了。
那一刻，佐藤富子整个人都懵了。
她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如果丈夫告诉她要回国抗日，她虽然会担心，但绝不会阻拦。可这种不辞而别，这种把她和五个孩子像扔包袱一样扔在敌国的做法，就像是一把刀，直接插进了她的心窝子。
要知道，那是1937年的日本啊。
丈夫成了“抗日英雄”，那留在他身后的日本妻儿算什么？那就是“卖国贼的家属”，是“通敌者”。
03 地狱模式的11年
郭沫若这一走，佐藤富子和孩子们的生活，直接从困难模式切换到了地狱模式。
日本宪兵队的人那是三天两头往家里跑。
他们不相信郭沫若是自己走的，非说佐藤富子是同谋，甚至怀疑她是间谍。
佐藤富子被抓进了监狱。那帮人为了让她开口，那是真动手啊。皮鞭子抽，冷水泼，什么招数都用上了。
可佐藤富子咬紧了牙关，就一句话：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在监狱里受苦，家里的五个孩子就只能自己在外面讨生活。大儿子郭和夫那时候稍微大点，就带着弟弟妹妹去捡垃圾，去帮人干活，只要能弄到一口吃的，干什么都行。
等佐藤富子被放出来的时候，她已经瘦得脱了相。
但她没时间哭，也没时间怨。家里还有五张嘴等着吃饭呢。
为了养活这五个孩子，这个曾经的男爵孙女，彻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底层劳动妇女。
她去帮人糊火柴盒，手指头被胶水烧得全是泡；她去乡下帮人种地，大夏天晒得皮都要脱了一层；她甚至去海边捡那些没人要的海带，回来晒干了卖钱。
那时候，周围的邻居也都对她们指指点点。
“看啊，那就是那个中国人的老婆。”
“活该，谁让她嫁给中国人。”
这些风凉话，比冬天的寒风还刺骨。
但佐藤富子硬是一声不吭地扛下来了。她把孩子们护在身后，告诉他们：你们的爸爸是去做大事了，他是英雄，你们要好好读书，不能给爸爸丢脸。
你看，这女人傻不傻？
在那样的环境下，她还得维护丈夫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形象。她总想着，等仗打完了，等和平了，丈夫就会回来接她们的。
这一等，就是11年。
这11年里，她在日本吃糠咽菜，受尽白眼；而郭沫若在上海，在重庆，那是风光无限，写文章，做演讲，成了文化界的领袖。
这种反差，你要是细想，真的能让人心里发凉。
04 香港的那扇门
终于，抗战胜利了。
1948年，佐藤富子打听到了消息，说郭沫若在香港。
那一刻，她激动得手都在抖。她觉得苦日子终于要熬出头了，一家人终于要团圆了。
她变卖了家里仅有的一点值钱东西，凑了路费，带着五个孩子，登上了去香港的船。
在那艘摇摇晃晃的船上，佐藤富子可能无数次幻想过重逢的场景：丈夫会流着泪拥抱她，会摸着孩子们的头说对不起，会拉着她满是老茧的手说辛苦了。
船到了香港，她按照地址找到了那个地方。
她整理了一下洗得发白的衣服，理了理有些花白的头发，深吸了一口气，敲响了那扇门。
门开了。
但开门的不是郭沫若，也不是佣人。
屋里的景象，让佐藤富子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郭沫若确实在里面，但他身边，坐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那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边还围着几个孩子。
那个女人叫于立群。
原来，早在1938年，也就是郭沫若回国的第二年，他就已经和于立群同居了，并且很快就结了婚，生儿育女。
当佐藤富子在日本被宪兵拷打的时候，他在结婚；
当佐藤富子在冰天雪地里挖野菜的时候，他在生孩子；
当佐藤富子对着孩子们撒谎说爸爸会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有了新的家。
这一刻，所有的幻想都碎了一地。
郭沫若看到佐藤富子，表情那是相当尴尬。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日本女人真的能带着五个孩子，跨过山海找到这里来。
屋里的气氛，简直比冰窖还冷。
按照现在的剧本，这时候应该是原配手撕小三，或者是大闹一场，让这个负心汉身败名裂。
但佐藤富子没有。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看着那个已经有些发福的男人，看着那个年轻得像她女儿一样的女人。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甚至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
她只是转过身，对身后的孩子们说了一句：我们走。
那一刻，这个女人的尊严，比天还高。
她拒绝了郭沫若的一切解释，也没有接受任何施舍。她带着孩子们，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安安静静地离开了。
05 最后的赢家
离开香港后，佐藤富子并没有回日本。
因为那个所谓的家，早就没有了。家族不认她，日本社会不容她。
后来，还是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事儿。总理是个重情义的人，他亲自安排，让佐藤富子一家在大连定居下来，并且给了她中国国籍。
从那以后，佐藤富子就改名叫“郭安娜”。
在大连的那座小楼里，郭安娜开始了她的下半生。
她没有再嫁，也没有去打扰郭沫若的生活。她把所有的精力和爱，都倾注在了那五个孩子身上。
她对孩子们的要求极严。
她常跟孩子们说：你们是中国人，要建设这个国家，要成才。
这五个孩子，也是真争气。可能是因为从小受了太多的苦，可能是因为母亲的背影太沉重，他们学习起来那是真的拼命。
你猜最后怎么着？
这五个被父亲“抛弃”的孩子，最后交出了一份让人震惊的答卷：
长子郭和夫，成了中国科学院的著名化学家，那是国家的宝贝疙瘩；
次子郭博，成了著名的建筑师和摄影家，作品拿奖拿到手软；
三子郭复生，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的工程师；
四子郭志鸿，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音乐造诣极高；
唯一的女儿郭淑瑀，也是大学老师。
一家五兄妹，个个都是国家的栋梁。
这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那个被遗忘的日本女人。
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郭沫若那边。
郭沫若和于立群的日子，表面看着光鲜亮丽，地位高，名气大。
但结局呢？
在于立群生的六个孩子里，有两个儿子的命运，让人看了都觉得心疼。
二儿子郭世英，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种种原因，他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选择了跳楼自杀，死的时候才26岁。
三儿子郭民英，本来在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前途无量。但也因为精神上的极度痛苦，最后选择了自杀，年仅24岁。
晚年的郭沫若，面对两个儿子的惨死，那种痛苦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他在书房里，整夜整夜地抄写儿子的日记，一边抄一边哭。
1978年，郭沫若带着遗憾和争议走了。
仅仅几个月后，他的第三任妻子于立群，也因为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和病痛，选择了自缢身亡。
而那个曾经被视作“失败者”的郭安娜呢？
她在大连，过着平静而充实的日子。每逢过节，家里那是一屋子的高级知识分子，儿孙满堂，孝顺得不得了。
她活得很通透，也很长寿。
1995年，郭安娜在上海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享年101岁。
这结局，就像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因果循环。
当年你为了所谓的大义轻装上阵，留下我在泥潭里挣扎；如今我把泥潭踩成了基石，托举起了一个个闪耀的星。
有时候，活得久、活得好，看着孩子们一个个成才，才是对那段荒唐岁月最响亮的耳光。
郭安娜墓碑上没写什么头衔，也没刻什么豪言壮语。但每一个路过的人，了解这段过往的人，心里都会给她竖个大拇指。
这辈子，她输了爱情，但在做人这门课上，她赢了个大满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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