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是明朝末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是科学家，他结识了博学多才的传教士利玛窦，被洗礼为了天主教徒。通过利玛窦，徐光启接触到了欧洲先进的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天文等领域的知识，并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等书籍，并引入西方的农学写下了《农政全书》。可以说，徐光启就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徐光启在通州练兵期间，深刻意识到了明朝火器技术的落后，决心引进西方先进的火器技术。1620年，徐光启委派教徒李之藻、杨廷筠设法去澳门购买武器。李之藻、杨廷筠商议后派教友张涛、守备孙学诗到澳门，购买了四门大炮，聘用了四名炮手以及通事、傔伴十人。但四门大炮一直滞留江西广信，无法北运。1621年，辽东沦陷，徐光启再次主张引进西洋大炮，朝廷才最终重视起来，广信的四门大炮也最终被运往北京进行了试射。此次试射非常成功，证明了红夷大炮的威力远超过去的佛朗机炮。
1621年七月，明廷以张焘、孙学诗为钦差到澳门第二次购买火炮，聘请聘请炮师。这次，明朝获得了大炮36门，不过不是从葡萄牙购买的，而是从英国沉船上打捞出的。在去年，一艘叫做“独角号”的英国商船在追击葡萄牙商船的时候遭遇台风而翻沉，明朝肇庆推官郑士亮派人打捞起了红夷大炮36门，其中24由湖广总督负责送到了北京。
1623年，明朝在北京郊外进行了火炮试射，结果发生了爆炸，葡萄牙炮手若翰哥里亚被当场炸死。此次爆炸事件让明朝对引进西洋火炮的信念又开始动摇了，第二年，明廷就以水土不服为由将葡萄牙炮手遣返回了澳门。不过这剩余的大炮被留了下来，其中12门被运往了广宁，为广宁之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崇祯皇帝即位后，徐光启提出了引进西班牙方针，招募葡萄牙雇佣军的建议。在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中，西班牙方阵被实践证明是抵御骑兵最有效的方针，这种方阵由3000人组成，核心是密集的长矛方阵，四周是火枪手和剑盾兵。崇祯皇帝同意了徐光启的方案，从葡萄牙招募了32名雇佣军，携带了三门大铜炮、七门大铁炮和三十支鹰嘴铳俩到了北京。这支雇佣军参与了收复永平等四城的军事行动。
西班牙方阵
事后，徐光启建议扩大规模，组建十五支精锐的火器营，每营配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装备西洋大炮10门，中炮80门，鹰铳100支，鸟铳1200支，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在当时环境下，想要组建这样庞大的火器部队阻力很大，崇祯皇帝也不可能答应。徐光启退而求其次，主张花费白银5.3万两，雇佣一支460人的葡萄牙军队，如此“不过二年可以恢复全辽”。崇祯皇帝同意了此意见。
很快，一支几百人组成的雇佣军开始从澳门出发，向北京挺进。他们携带了鹰铳200支、鸟嘴护铳1000支，西式藤牌5000面，刀1000口、长枪1000支、短枪1000支。
然而，他们到达南昌后，接到的命令是只留下少数人携带武器北上，其他人遣返。其主要的原因国内的保守派对用葡萄牙人持反对态度，这些保守派主要来自于广东等东南沿海，以卢兆龙为代表。他们和西方殖民者接触较多，他们认为明朝的大患并非满洲，而是西洋人。他们担心，雇佣西洋人可能会让西洋人在北京得势，未来可能控制朝廷。为了阻止这次引援，卢兆龙还对徐光启的行为进行了攻击，认为徐光启雇佣葡萄牙人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甚至有其他更严重的目的。由于反对的声音太大，崇祯皇帝不得不中止了这次雇佣葡人的活动。
至此，明朝引进西方火器技术的一次尝试遭到了挫折。卢兆龙的担忧也的确不如道理，当时西方殖民者不断在东南活动，不断占领岛屿，扩大势力范围，是未来中国的强敌。后来的历史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但卢兆龙等人的观点更多是“因噎废食”，没有注意到当时的基本国情。雇佣葡萄牙人的确可能会扩大葡萄牙的势力，但总体并未超出可控范围，而雇佣葡萄牙人更有利于西方先进战术、武器的引进，对于抵抗满洲侵犯的确是非常有效的。
崇祯皇帝在大政方针上犹豫不决，朝令夕改，缺乏坚定的立场，这使得朝政活动被各方势力所左右，最终一事无成，而明朝也错失了在中国开展“洋务运动”的一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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