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18日清晨，中南海收发室送来一封盖着“无锡”邮戳的信。主席批完夜里堆下的文件，随手拆封，“王人路”“八个孩子”几字一闪，他的神情陡然变了。

信写得恳切，是王人路遗孀吴启瑞求助孩子学费。读到末尾，他踱出书房，站在梧桐荫下，月色像湘江水一般漫过过往的影子。找了多年的王立庵家属，竟在这张薄薄信笺里出现。

三十七年前的场景历历在目。1913年，二十岁的毛润之刚进湖南四师预科，胸怀天下，却在第一次数学统考里只拿五十几分，摇身成了班里“老末”。榜单贴出后，热闹的走廊里哄笑声一片。

讲课的是四十七岁的王立庵。人称“竹简先生”，衣着素净，嗓音洪亮，黑板上粉笔划过像拉弓放箭。批卷时他发现：这位考零头的学生，语文、史地都是满分。几番旁听课堂，他注意到：一谈三角，毛润之便埋头抄《韩昌黎》；一解几何，那人又翻《昭明文选》。两周连开三张病假条，却被同窗撞见在旧书摊挑《资本论》译本。

一天傍晚，王立庵把他请进“李氏芋园”。茶香氤氲，先生开门见山：“润之，你真讨厌三角函数？”对面那位高个青年沉吟片刻，低声道：“我想把劲头用在改造社会。”王立庵轻笑：“社会要改造，算盘也得会打。”简短对话，却直指根本。

接下来的两个月，铜钟声一响，毛润之就钻进芋园耳房。窗外蝉噪，屋内粉笔刷刷作响。王立庵边摇蒲扇边讲解，常把泰勒级数扯到蒸汽机效率，再扯到强国之道；学生满头大汗，记下厚厚一本“公式笔记”。补课结束，数学分数稳步攀升，重要的是——他开始承认自然科学的力量。

1915年学潮爆发，校方拟开除“闹事”学生。王立庵与杨昌济等老师在教职员会上直言相护，逼得校长收回成命。临别师生合影时，王立庵说：“年岁小，路还长。”毛润之记了一辈子。

1926年，王立庵病逝。噩耗传到粤汉线上，毛泽东在日记里写下“痛失师友”。此后烽火连天，再无相见机会。

信纸把人心又系在一起。7月19日，主席亲笔复信吴启瑞，允其三子女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并批示陈丕显妥为安排。几天后，无锡师范附小为三个孩子免了学费，另拨宿舍。那封批示现仍存档案馆，蓝墨笔迹清晰。

1960年6月25日，主席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见到吴启瑞。握手时，他笑道：“旧友子女，我怎能不管？”两人坐谈家常，聊到教育，他摆手：“工业要上马，师范不能瘸腿。”说罢抽屉里摸出三百元稿费，“先解燃眉之急。”吴启瑞推辞，他把钱塞回去：“收下，老师的情，我还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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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风起，送别汽车驶出大门，他站着目送尾灯远去，良久未动。月色如故，少年在芋园伏案演算的身影，与此刻遥遥相望。

多年后，吴家八个孩子七人进了大学，有人成医生，有人成工程师，也有人执教乡校。他们说，那本署名“毛泽东”的回信，是家里最珍贵的课本。

师者之功，有时不是改写一张卷子，而是点亮一段人生。被视作“偏科”的少年，只要遇上懂他的人，也能翻山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