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深秋的傍晚，西山脚下的北京植物园已透出寒意。五十六岁的溥仪蹲在温室里给兰花松土，身边暖气腾腾，他的脸却被往事的凉风吹得发紧。十年前的铁窗生活好像还在眼前，而他手上那块在东交民巷买下的老怀表，一下一下地走着，把记忆拽回更久远的年代。
回忆停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俱乐部的大厅里悬着一条鲜红横幅，八个大字“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刺进目光。宣读名单的法官念到“爱新觉罗·溥仪”时，四周静得只剩呼吸声。走上台的他听见纸张摩挲——“该犯关押已满十年，已具改恶从善表现，予以释放……”泪水挡住了视线，仿佛那一刻才真正醒来。
路费、便衣、领到怀表，溥仪坐上开往北京的列车。车窗外是陌生的乡镇与崭新的厂房，他恍惚间意识到：离开这座城，从一九二四年至今，已经三十七年。阔别的紫禁城此刻静立云霭之中，却属于人民，而不再属于任何帝王。
抵京十天后，他被带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把茶杯递到他手里，问得极细：吃得习惯吗？冷不冷？谈到职业，溥仪吞吞吐吐地说想当医生，理由是“在所里帮医生量过血压”。总理听完摇头，“行医可不是闹着玩，你底子薄，咱得实事求是。”商量片刻，拍板让他去植物园当特需工，边干活边补课。临别一句提醒：“三年计划自己列，一门本事总能学好。”
从植物学笔记到普通选民证，身份转换来得迅速。一九六〇年冬，海淀区的选民登记册上出现了“爱新觉罗·溥仪”五个字。园长迟疑过，还是层层上报。周恩来批示：“公民权利，不容剥夺。”拿到选民证那天，溥仪的手指都在发抖——那张薄纸，比当年龙椅更沉。
真正改变他心境的，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晚的颐年堂。灯火映着红墙，毛泽东在台阶口迎人，一把握住溥仪的手：“我曾是你朝廷里的老百姓呢，今天你坐我身边。”言语带着湖湘腔调，却消了对方的拘谨。席间，主席忽然话锋一转：“你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我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你把自己写坏了嘛！”溥仪怔住，解释说想把责任都揽过来。主席摆手：“不是谁一个人的过错，那是制度的产物。写实事求是，别把本来能留下的史料给埋了。”一席话像解扣，溥仪连连称是。
饭桌上端来几道家常湘菜。主席夹了筷苦瓜放进他碗里，笑问：“味道怎样？”溥仪忙说好。闲谈间又问：“听说你还单着？皇上没娘娘可不行呵。”众人笑声起，气氛活络。主席叮嘱：“婚事要慎重，别再被人挑来挑去。”不久，植物园同事撮合，他与护士李淑贤登记成婚，平淡却温暖。
溥仪的“新人”身份并非独享。早在一九五六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满族人口从解放前登记的八万猛增至二百四十万。许多当年改姓避祸的八旗子弟，这时才敢在户口簿上写回本族名字。载涛老人曾拍拍侄儿的肩膀说：“看见没有？咱满族也抬起头了。”他自己成了全国人大代表，还跑遍西南调研民族工作，兴冲冲地要带回第一手资料。
对民族也好，对个人也好，命运都在改线。沈醉记得，有次陪溥仪逛故宫，顺着午门往里走，昔日的龙阙依旧，只是游人嘈杂。溥仪指着太和殿的丹陛石，低声说：“这地方我三岁时就被抱来行跪拜，再没自由。”走到景山的老槐树下，他又长叹：“崇祯在这儿自尽。末代皇帝多苦，我算活下来的。”沈醉接口“多亏国家宽大”，他点头，眼里竟有几分释然。
一九六三年，《我的前半生》修订本刊行，多处删去过度的自责，补进大量宫廷与伪满旧闻。书刚一上市，印数十万册很快售罄，史学界把它当作研究清末民初的珍贵口述，读者则从中看见封建王朝的暮色与新中国的晨光。
溥仪的后半段岁月并未波澜壮阔，却宁静得可贵。每天清晨，他披着灰布外套，总要在植物园的温室转一圈，看看最爱的一株墨兰，记下气温与湿度。工作人员曾问他图什么，他笑答：“给国家干点活。”这句话落在周围人的心里，都觉得真实，没有一点皇帝腔。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肾功能衰竭让他停下脚步。临终前，他要侄子把那块旧怀表放到床头；滴答声里，是甲午海战、是伪满洲、也是抚顺高墙。骨灰安放进八宝山，碑上只有“爱新觉罗·溥仪”五个字，身份定格在共和国公民。
相关史料可见《我的前半生》《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与《沈醉回忆录》。那些文字之外的夜色、花香、山风，只能由当事人带走，而六十年前颐年堂的那席家常菜，却把一段王朝尾声与新国家开端，平静地连在了一起。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