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究竟希望从中国获取什么？又为何如此在意美国的观感？
2026年2月2日，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新加坡莱佛士酒店发表主旨讲话，将这一复杂心态赤裸呈现于国际舞台。
他未作任何铺垫，开门见山指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德国与美国之间的纽带，始终比德中关系更为牢固。”
更直白的表述紧随其后：“视中国为战略伙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他看来，中国并非可信赖的协作方，而是“现行多边治理框架下规则体系的系统性挑战者”。
纵使中国持续保持经济稳健增长、不断深化市场准入改革、加速推进前沿科技研发，在柏林当前的认知逻辑中，这些事实均无法动摇一个根本判断：中国属于“体制异质体”，与西方价值谱系存在不可调和的深层隔阂。
他选择的演讲场所亦耐人寻味——莱佛士酒店由19世纪英属东印度公司主导修建，彼时毗邻区域曾聚集大量德资商行与“条顿俱乐部”，核心使命唯有一项：务实营商、拓展贸易、夯实基建。那正是德国工业崛起初期最鲜明的现实主义底色。
瓦德富尔特意回溯这段历史，意在唤起对德国传统务实精神的集体记忆；然而话音未落，便迅速转向意识形态叙事，将中美互动简化为“秩序守护者”与“混沌制造者”的二元对立，全然搁置了自身百年来赖以成功的实用主义信条。
这种逻辑断裂恰恰映射出柏林当下的真实困境：嘴上高举价值观旗帜、坚定追随跨大西洋同盟，行动上却深度嵌入中国市场网络、依赖中国供应链支撑工业命脉，只能在双重轨道间反复摇摆、难以自洽。
此次新加坡之行，是瓦德富尔就任外长八个月以来第四次踏足印太地区。向来以审慎稳健著称的德国外交轨迹，突然密集聚焦单一地缘板块，实属罕见。其深层动因极为清晰：主动向华盛顿释放政治信号，消除美方对其战略忠诚度的疑虑。
默茨总理计划于2月下旬率团访华，随行阵容囊括大众汽车、西门子能源、巴斯夫集团等德国制造业旗舰企业的最高决策层，目标直指三大方向：巩固在华市场份额、锁定新增订单合同、加速关键技术联合研发进程。但美方监管压力正急剧升温——特朗普执政团队已连续三次发布政策简报，明确警告欧洲盟友不得开展“未经通报的对华技术合作”，措辞强硬、立场不容妥协。
在此高压态势下，德国政府亟需提前划清政治界限。于是瓦德富尔抢在默茨启程前，于新加坡这一中立外交平台率先表态：德国拒绝所谓“对等距离外交”，德美同盟关系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先级地位。
这番表态实质是对华盛顿的定向承诺：德国赴华行程纯属商业行为，本质是维系经济生存所需，绝非战略转向信号，更无可能倒向北京。即便美国近期在格陵兰岛主权议题上对德施压步步紧逼，即便双边在气候政策、数字税等领域摩擦不断，柏林仍将维持对美战略依附的基本盘不动摇。
这种“前台站队、后台合作”的双轨操作，已成为德国当前对华政策的隐性运行机制：政界高调宣示意识形态立场以换取美方信任，企业界则持续加码在华投资布局、签署技术合作协议，确保国民经济引擎稳定运转。
但柏林始终回避公开承认这一现实。一旦坦承对中国市场的结构性依赖，极可能被华盛顿贴上“不可靠伙伴”标签，继而触发技术出口管制升级、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排除、乃至北约安全协作降级等连锁反应——这些代价，德国显然无力承受。因此，瓦德富尔必须用足够尖锐的措辞，将德美关系的排他性牢牢钉死，哪怕这种姿态显露出明显的策略性矛盾与道义张力。
政界画红线，企业闯红灯
如今，德国政界与工商界在对华认知上的裂痕已彻底公开化。一边是瓦德富尔在新加坡公开定性“中国不具备伙伴关系资格”，将其归类为“制度性异己力量”；另一边是德国工业联合会（BDI）接连发布政策建议书，敦促联邦政府停止对华形象污名化，警惕中德经贸脱钩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德国经济部长在闭门会议上坦言：若彻底丧失中国市场准入资格，德国高端制造集群将陷入长达十年以上的结构性衰退，现有产能利用率恐跌破警戒线。就连德国央行行长虽屡次批评中国新能源车企冲击本土品牌，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德国汽车工业电动化转型路径，高度依赖中国提供的动力电池成套解决方案、精密电控模块及规模化智能制造能力；脱离中国产业链支撑，所谓“绿色转型”仅是一纸空谈。
这种分歧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根植于德国经济肌体的内在结构特征——该国既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去风险化”，也无法承受与中国市场硬脱钩的后果。中国不仅是德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与第二大进口来源国，更是全球唯一兼具全产业链覆盖能力、十亿级消费市场体量及快速技术迭代动能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德国引以为傲的机械装备、高端汽车、精细化工等支柱产业，其上游原材料供应、中游零部件配套、下游终端销售场景，无不深度绑定中国生态。
反观德国政界却持续加码对华政策收紧节奏：默茨内阁成立后，加速出台《关键技术出口管制新规》，扩大半导体设备、量子计算模块等敏感物项清单；强化对中资并购德国企业的国家安全审查强度；并积极推动欧盟委员会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启动新一轮反补贴调查，力主提高关税壁垒。
此类举措表面彰显强硬姿态，实则呈现典型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效应。数据显示，2025年度中国自德进口整车数量同比下滑23%，仅宝马集团在华销量即减少逾10万辆，直接拖累德国全年GDP增速预期由1.3%下调至1.0%。
问题症结在于：政客可通过渲染对华威胁论获取选民支持、换取美方政治信用；而企业家必须直面财务报表、保障现金流、维持员工就业。当工厂设备闲置率攀升、海外订单持续萎缩、一线工人面临裁员风险时，再华丽的外交修辞也难掩经营困局。
因此，无论瓦德富尔言辞如何激烈，德国企业界始终以实际行动表达真实意志——持续扩大在华研发中心建设规模、追加新能源汽车合资项目投资、深化与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的电池技术联合攻关。这才是当下德中关系最本真的写照。
“政冷经热”的格局短期内难以逆转。德国既无力承受美国制裁带来的安全与技术断供风险，亦无法承担放弃中国市场的经济崩溃代价，只能在两大强国之间实施高难度平衡术。但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维度持续拓宽、烈度不断升级，这种骑墙策略的容错空间正急剧收窄。一旦爆发重大地缘冲突事件，柏林将被迫做出不可回避的战略抉择，届时单靠外交表态已无法平息美方质疑。
困在旧梦里的德国，正在错过新世界
瓦德富尔在演讲中反复援引“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概念，仿佛该体系仍具备完整执行效力。但客观现实是，这套秩序的制度根基早已发生位移——其设计者与最大受益者美国，正日益成为规则的最大破坏者。
近年来，美国频繁启用单边金融制裁工具，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多国实施长臂管辖；动辄退出《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等多边条约；以“国家安全”为由推行“小院高墙”式技术封锁；并将“美国优先”奉为不可动摇的国策内核，全然无视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诉求。
上述行径，德国政界心知肚明。瓦德富尔本人曾在内部研讨会上坦言：“实力即正义的逻辑，正全面取代法治精神的权威。”这句评价精准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所谓“规则秩序”，在霸权国家面前已沦为可随时弃用的装饰性外衣。
然而，柏林仍未挣脱心理惯性，继续固守冷战思维残余，一面强化对美战略依附，一面系统性排斥中国发展成果，沉溺于旧有权力想象之中，拒绝正视全球力量格局重构的历史必然性。
当今世界早已超越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分法，越来越多国家选择务实多元的对外交往路径。东盟十国既积极引入中国数字经济投资，又同步深化与美国的海上联合军演；澳大利亚一边接受美军新型战机部署，一边扩大对华铁矿石出口份额；它们衡量一切合作的标准只有一个：能否切实提升本国发展质量与民生福祉。
同时，德国自身的综合竞争力，亦难以匹配其政治抱负。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算力、先进制程芯片制造、固态电池量产工艺等决定未来产业格局的关键赛道上，德国已明显落后于中美两国。仅靠重复强调“民主价值优越性”，无法构建足以抗衡中美技术联盟的自主创新能力。
结语
瓦德富尔此次公开表态，看似展现政治定力，实则暴露出德国深层次的战略焦虑与路径迷失：既缺乏引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领导力，又难以摆脱对美安全保障的心理依赖；既无法割舍中国市场的现实红利，又不愿放下意识形态滤镜审视双边关系。这种自我设限的矛盾状态，终将导致德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逐步边缘化。
身处深度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通过依附强权获得可持续的安全与发展。以意识形态为标尺划分阵营、构建排他性联盟，最终损害的必然是自身长远利益。中国从未要求德国在中美之间强行选边，亦不介意其现阶段存在的认知偏差，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合作哲学——因为唯有互利共赢，才是穿越周期波动的终极答案。
默茨总理即将展开的访华行程，本可成为德国突破战略困局的重要契机。遗憾的是，瓦德富尔提前释放的强硬信号，已在无形中削弱了此次外交行动的诚意基础与预期成效。“将中国视为异类”的思维定式，从来不会给中国造成实质性损失，真正蒙受发展迟滞之痛的，只会是德国自身。
历史终将证明：盲目追随美国换不来真正的战略自主，美国只愿将其作为地缘棋局中的功能型棋子；刻意疏离中国则意味着主动放弃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舞台。唯有放下陈旧偏见、重拾务实传统、以平等姿态推进全方位合作，德国才能在全球新秩序重构进程中锚定自身坐标，带领国民经济走出结构性困局。
信息来源：参考信息：2026-02-01：英商界对斯塔默访华成果“普遍感到乐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6-02-03：德国外长：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德国仍与美国比与中国更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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