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的午后，合肥东郊的瑶岗纪念馆里人声不多，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正轻抚一门老旧的山炮。忽听身旁导游轻声提醒：“将军，这位是当年的马毛姐。”他猛地转身，望见一位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赶忙上前握住她的手：“没你，我们根本渡不过长江！”这句话把在场的年轻解说员听得一愣，也把老人眼里的泪花瞬间逼了出来。
时间往回拨半个世纪。1949年4月，长江沿岸阴雨连绵，水位却不见上涨，仿佛也在等那声进军号。年仅十五岁的马毛姐，已在江面上摸爬滚打十余年。国民党封锁船只，渔家断粮，她却把家里唯一能卖钱的破篷船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兄妹俩一句话：“船在人在。”这句口头承诺后来被工兵连写进日记，因为它兑现得干脆利落。
事实上，马毛姐从小就没个正式名字。家里孩子多，排行第四，乡亲喊她“四姐”，到营房报到时战士干脆写了个“三姐”，差了也没人计较。大伙在乎的，是她掌舵的手稳不稳、认不认水道。夜里操舟训练，北方兵不懂江面暗流，她就拿芦苇杆在沙地划线：“这儿的潮头先往北偏，再折回来，你们别死冲。”
四月二十日晚九点，炮声未响，江面先静得吓人。突击船名单迟迟凑不齐，连长脸色铁青。马毛姐扔下船桨，跳到木桩上喊：“我那条船先上！”一句话像捅破窗纸，报名的水手转眼多出十几对。突击队终于整编完毕，军号一吹，全队顺流而下。照明弹撕开夜空，冲锋枪哒哒作响。有人被震得握不住桨，她咬牙按着伤口：“往前，不准回头！”
江心最怕的不是炮弹，而是骤起的回水。敌军重机枪外加水流逆冲，把船逼得偏离航道。马毛姐凭感觉调整帆位，硬生生避开激流，带着三十名突击队员抢滩登陆。她的右臂被弹片划破，却仍死扣舵柄不放。一个班长想替她包扎，她吼回去：“我不动，舵丢了你们全下水！”
破晓时分，粼粼江面漂着断桨碎篷，炮火声渐少。解放军在北岸插上第一面红旗，随行记者把那条挂满弹洞的小渔船取名“渡江第一船”。马毛姐却在换药时嘀咕：“我还没帮忙运伤员呢。”当天清晨，她和哥哥又撑着补了三次航，把急需的医疗器械送过去。
战役结束，船工评功时，她的名字被跳过去。有人担心一个小姑娘顶着“英雄”二字会不好看。偏偏前线指战员把她的事迹写了长长一纸送到总前委，几天后批复：记特等功。奖状、棉布、食油一股脑送到无为县马家坝。她推辞：“哪门子功劳？我就是帮个忙。”可乡亲们知道，这面锦旗属实不偏。
半年后，北京传来请柬。这回不仅是参加开国大典，还有一个附言：“盼望小英雄早日进京。”家里舍不得走人，也怕请柬看不懂，托村里秀才覆信推辞。信投出一个月，北京又来电，说主席已知情，仍请她参加两周年国庆，一切费用全包。父亲叹了口气：“闺女，这是命，去吧。”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北京秋高气爽。中南海怀仁堂内，马毛姐第一次进城穿上呢子大衣，局促却兴奋。周总理笑着介绍：“这是安徽的小船工，抢滩第一人。”毛主席端起酒杯：“英雄的酒，我敬定了！”席间，有官员打趣：“主席，给她取个学名吧。”毛主席沉吟片刻：“马毛姐，就叫这个，姓马，取我名里一个‘毛’字。”从此，“三姐”、“四姐”都成了过去。
返乡后，她进了炳辉烈士子女学校识字，又到合肥纺织、服装系统干到车间主任、工会主席，再到省政协委员。岗位换了好几回，船老大气势没改：说干就干，不磨蹭。1980年，她退居二线，工友提到她总爱用一句“那女人狠着呢”，不是指脾气，而是干劲。
五十年后，那句“狠着呢”在瑶岗纪念馆里再次响起。张震拉着她的手，神情郑重：“当年要不是你们顶着碉堡冲，后续大军就得折损更多。老百姓的船，是胜利的船。”马毛姐笑着摆手，却止不住眼角皱纹里涌出的泪：“我不过划了几桨，值当您记到今天？”将军道：“历史自己有秤。”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国际歌》旋律起伏。八十七岁的马毛姐胸前佩戴“七一勋章”，依旧拉着人唠嗑：“我啊，就是个放船的小姑娘，碰巧赶上了好时代。”对面年轻记者刚拿起笔，她赶紧补一句：“可别写我多伟大，把那些牺牲的弟兄写进去，他们才是真英雄。”
千帆过尽，长江水依然波涛滚滚。马毛姐守着老宅，每年清明必摆一张旧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年轻水手笑得灿烂——那是她哥哥，也是那个夜晚与她并肩划动长篙的人。岁月没有淹没故事，江风仍在提醒：胜利来之不易，背后总有人把生死放船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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