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的一个清晨，驻印英军随队记者格雷厄姆抵达卡纳塔克邦的霍伊萨拉古寺。面对一群盛装少女，他以为遇见节庆舞者。几天后，他在日记里写下短句：“她们不是演员，而是神的俘虏。”那年，神妓制度已在南印绵延千余年，但外界仍讳莫如深。神妓的渊源可追溯至公元九世纪。早期印度教经典中，寺庙被视为新人类进入灵性世界的桥梁。王室与商旅寄望神明保佑，便向庙宇捐献黄金、田产与少女。少女经祭司仪轨“托付于神”，从此不再属于凡尘家庭。中世纪初，神妓获得了几乎与祭司平行的社会光环。她们懂梵文诗歌、弹奏维纳琴，能在雕梁画栋间起舞。在旧孟加拉文书里，许多商旅会用“神的妻子”称呼她们，奉上一袋子银币。收钱的却是掌管供奉的婆罗门僧。然而光环背后潜藏裂缝。制度规定神妓不得再婚，也不得离开寺庙。她们美貌与青春的价值，被僧侣与庙管层层剥取。十三世纪起，随着伊斯兰王朝南侵，庙产财政紧张，祭司便把神妓推到更灰暗的角落——以身体向富商换取香油钱。17—18世纪，英属印度实施土地稅与垄断贸易，寺庙失去封邑收益，神妓沦为最廉价的筹码。1799年迈索尔陷落后，英东印度公司官员在报告里写道：“庙宇舞女多因贫穷而卖身。”烽火之外，存活的唯一方式就是表演与陪侍。时间跳到1910年。南印马德拉斯总督府统计，登记在案的神妓已近两万。人口学家乌尔夫森对其中六百人进行访谈，“85%的受访者出身贱民家庭，半数在十六岁前即被‘献祭’。”贫困、种姓与重男轻女联手编织无解之网。有意思的是，即便制度如此残酷，一些上层社会依旧将神妓视为文化符号。皇家歌舞会少不了她们曼妙的巴拉特舞。舞蹈颂神，却也在观者隐秘的目光下变味。摩诃婆罗多史诗朗诵声里，交易早已暗中完成。“你会带我走吗？”1938年的霍伊萨拉古寺里，一位十五岁的神妓低声问那位记者。格雷厄姆愣住，未及回答，年长祭司已快步上前，轻拍她的肩膀：“孩子，这是你的宿命，回去准备仪式。”短短两句话，道尽命运无可挣脱。1947年印度独立。新政府在经济与民族矛盾间手忙脚乱，神妓议题被暂时搁置。直到1982年，南方三邦爆发艾滋病危机，公共卫生局才发现传播链与神妓高度重叠。社会震动后，卡纳塔克邦在1988年率先立法禁止献祭少女。法律条文看似锋利，可种姓与贫穷不是纸面几行字能斩断。作家阿吕娜走访比达尔村时，仍见到未成年女孩被带到庙前涂上红印。家长得了一笔象征性“补偿金”，就像古老仪式从未改变。“不能嫁，嫁不起。”这是父母最常给出的理由。在今日登记数字之外，更多的神妓潜伏在偏僻乡镇。缺医少药使艾滋与梅毒横行；失去青春后，寺庙将她们一脚踢出，只能转入城市贫民区做底层妓女。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2021年的报告显示，超过四成街头妓女性染病源自神妓背景。值得一提的是，神妓制度也暴露了印度种姓内部的荒诞逻辑。高种姓男性自诩纯洁，却最常出入这些“神的妻子”居所。按照教规，他们不该碰贱民，可在夜幕掩护下，所有戒律瞬间失效，金钱与欲望成为唯一的准绳。遗憾的是，关于神妓的影视或文学作品常陷入浪漫化陷阱，将苦难包装为风情。真正的舞台远非五彩屏幕所示——那是灰墙、油灯与干涸井水构成的日常。比饥饿更可怕的，是“命中如此”的集体默许。历史学者缇瓦里曾在访谈里提出警告：“只要种姓歧视与嫁妆负担仍在，神妓制度就不会彻底死亡，它只会换一张面孔继续存在。”这并非危言耸听。2023年，印度南部警方解救的71名神妓里，最小的年仅十二岁。敢于打破循环的声音正在出现。本世纪初，前神妓出身的社会学者普丝帕相继开办七所庇护学校，教授识字、缝纫与基础法律。她常对学生说：“知识是你们的护身符，不再是神的嫁妆。”虽然规模有限，却在岩壁上凿出第一道裂缝。制度的更迭从来艰难。神妓这一古老而残忍的现实说明，宗教、经济与社会偏见的交织能够牢牢锁住一群人，而解锁只能依靠教育、法治与持续的外部监督。等待外力救援的同时，内部自救也必须同步。格雷厄姆的那本旧日记现存伦敦图书馆，扉页已发黄。“她们不是演员，而是神的俘虏”这行字依稀可辨。八十多年过去，许多少女仍旧在同一条道路上跌跌撞撞，她们的名字被埋在官方数字之下，却清晰存在于尘封的历史与当下的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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