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十二月初,重庆寒雾锁城,接管渣滓洞的搜索队在戴公祠的花坛里挖出两具被石灰包裹的遗骸,旁边还搁着一只旧木匣。盒盖上贴着半张发黄的便笺:“此中骨灰,乃谢葆真。”字迹遒劲,却透着决绝。写下这行字的人叫杨虎城,西北名将;而盒里的骨灰,属于他的夫人谢葆真。
镜头往回推。若要读懂这只木匣的来历,就得回到两年前。1947年2月8日,重庆白公馆深夜灯火惨白,几个军统特务抬来一位被绳索缚住的女子。她瘦得似根竹片,却依旧昂着头。医官提着注射器蹲下,连皮带肉扎进她的腿,毒液瞬间推入血管。昏迷前,她低声丢下一句——“我不怕。”那一年,她才三十四岁。
十几年里,这个女子从西安女校的“短发新派”成长为地下党员,命运几经曲折。1927年,十四岁的谢葆真瞒着家人去了武汉,在中山学院妇女运动班听宣侠父讲“世界是改造出来的”。那一晚的灯火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决意投身革命。
同年底,部队转战到皖北太和。这个只有一米五几的小姑娘被推举为县妇女联合会负责人。开夜学、写标语、拆裹脚布,她忙得脚不沾地。乡亲们背地里嘀咕:“小丫头片子,做的全是天大的事。”
1928年腊月,谢葆真忽然宣布要出嫁,瞬间成为坊间话题。她的未婚夫是时年三十五岁的陕西警备旅旅长杨虎城。外界多把这段婚事当作政治交易,然而河南省委此举正是借“一门亲事”搭建沟通军阀与革命的桥梁。洞房花烛夜,她递茶时轻声说了句:“枪口要对外,渠也要挖好。”杨虎城愣住,心里却被这句话烙了印。
次年春天,泾惠渠破土动工。关中平原旧岁收一季粮,如今能收两季。粮仓和棉田双增产,杨虎城在乡亲的笑声里真切体会到改革的分量。彼时,他对中共的好感正悄然滋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枪声让这位西北军将领名动天下,也让夫妻俩重负加身。蒋介石被迫“先抗日后剿共”,旋即翻脸,将杨虎城推往海外“考察”。谢葆真陪同出国,却把大部分时间泡在华侨社团,宣讲抗战道义。
1937年7月,卢沟桥传来炮火。杨虎城按捺不住,坚决回国请缨。有人提醒这是“羊入虎口”,谢葆真拍了拍行囊:“救国的账,先算。”十一月,杨虎城刚踏重庆码头便被逮捕。谢葆真带着襁褓中的幼子赶往南昌,一脚踏进了军统设下的陷阱。
铁门“哐”地合上,从此十年生死两茫。湖南、重庆两地监狱轮番折磨:灌辣椒水、剥衣示众、昼夜灯照,她咬牙抵抗。血书一封接一封,“国难当前囚忠良,岂不荒唐!”她也有脆弱时,偷偷吞过金箔,意图殉节未果。每次被救回,特务都冷笑:“牙还硬?”她抹去嘴角血丝,继续骂。
绝食、撞墙、投药,谢葆真用尽能想到的办法同敌人搏命。体重由九十斤掉到五十斤,医生记录里常见“血压测不出”六个小字,可她的眼神始终倔强。
1947年春,南京一纸密令传到重庆:“立即处置杨妻。”军统行刑队挑了最干脆的手段——注射剧毒。2月8日清晨,牢门再开,她被五花大绑,裤子被硬生生扯掉。医官把针头扎进她的大腿,毒液滑入血管,五分钟后,心跳归零。死前,她依旧睁着眼睛。
杨虎城获准为妻子收尸,这可能是蒋介石给这位旧日部下留下的唯一“恩典”。高墙内,他用颤抖的手把骨灰封进木匣,盖好后轻声说:“葆真,咱不分离。”此后,无论转监还是审讯,那只木匣始终贴在他胸前。
1949年9月6日夜,歌乐山枪声短促。特务抬走尸体,却懒得掩埋得太深。三个月后,解放军在花坛边挖到遗骸时,木匣仍完好,说明行刑前它被他死死护在怀中。
1950年2月7日,西安南郊公墓多了一座合葬墓。碑文八个字:“杨公虎城 谢氏葆真”。无鞭炮,无挽联,只有石阶上零落的枯叶。那对夫妻沉默地躺在关中的黄土里,留给后人的是一段旷世的执着与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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