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上旬，纽约清晨五点的空中还飘着雾气，远在曼哈顿的胡适走进电报局，递上一份只有百余字的电文。这份电文越洋飞向延安，收信人写着“润之先生”。彼时日本投降只差一步，战后中国该怎么走，很多人都在掂量。胡适的主张很直白：中共如果愿意丢掉武装，以合法政党身份与国民党竞选，中国或可避免新的流血。电文不长，却把双方二十七年的缘分推到新的拐点上。
要说这份电报的底色，还得回到1918年的北京大学。那年夏末，26岁的毛泽东带着湖南口音坐进红楼图书馆，挂名助理员，每月八块现大洋。楼里堆满杂志，尤其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倡导的“大胆假设”，一句句敲进他的本子。毛泽东后来回忆，初到北大最想见的人有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见面不算难，难的是能聊得上话。李大钊第一眼便认为这位湖南青年“气象不俗”，把他介绍给蔡元培，顺手又带进了胡适的课堂。那堂课讲白话文，讲“多研究些问题”，台下的毛泽东边听边想：为中国找路，究竟先问“主义”还是先解“问题”？
两年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把校内风潮推向高潮。胡适强调实验与渐进，李大钊力挺激进革命，毛泽东在湖南筹建“问题研究会”时，看似步了胡适的做派，却在给罗章龙的信里写下了另一套方案：要有能号召大众的“旗子”，光讨论“问题”不够。此时，他已在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分歧的种子悄然埋下。
进入1920年代，两人仍有书信往来。毛泽东在上海给胡适寄过明信片，感谢他为湖南学界出谋划策。胡适回信赞这位“好兄弟”笔力雄健，也感叹“南方气象新开”。然而时局骤变，北洋军阀混战，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人心在惊涛骇浪中择路。胡适停留在学术与改良，毛泽东已在组织工人罢工、筹划建党。两条并行而渐行渐远的轨道，预示着后来的很多摩擦。
30年代初，胡适应英国邀请赴伦敦演讲，再转美国讲学，日渐成为“中西文化桥梁”。而此时的毛泽东深陷江西瑞金，红军正与国民党展开围剿与反围剿。两个名字偶尔出现在同一张报纸，却象征着截然不同的叙事：一个谈自由主义与学术自治，一个谈武装斗争与农村包围城市。
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短暂回国出任驻美大使，核心任务是争取外援。蒋介石对他礼遇有加，但真到政策取舍，胡适的话分量并不重。延安的毛泽东则趁战争缓冲，系统总结了“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的理论。双方虽无直接往来，却都在关注对方。1944年，延安《解放日报》连载“胡适思想批判”，毛泽东在内部批示：“要分辨思想，但不要背历史功劳。”这句评语当时并未公开，却可视作他的基本态度。
斗转星移，战局来到1945年8月。美国丢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傅斯年先行赴延安试探，中共方面表示欢迎各界人士商谈和平。毛泽东在窑洞里叮嘱傅斯年：“还在国外的学者，也带个好。”于是，傅斯年在华盛顿与胡适相见，“润之问候”的口信随之转达。胡适很受触动，当即着手草拟电报。电报中，他列举美国民主党与英国工党的案例，劝毛泽东走议会道路，“勿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傅斯年后来回忆胡适当夜的神情，“既激动又忧心”。那封电文便是这种情绪的结晶。
电报抵达延安时，毛泽东正筹备赴重庆谈判。周恩来将译稿递上，毛泽东扫了一眼，笑道：“老同学的心意，收下了。”随即把纸折好放进案头夹袋，再无进一步答复。几天后，他带兵团司令出发去机场，形式上回应了“放弃武力”的呼声——但谁都清楚，谈判桌背后仍是八路与新四军上百万枪杆子。短短一句“枪杆子里出政权”，早已写进他对中国国情的判断。
随后四年，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南京政府土崩瓦解。1949年初春，胡适再电毛泽东，仍劝停战。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公开发表《友谊还是侵略》，第一次点名批评胡适“站在反动政府一侧”。许多人据此认定两人缘分已尽，其实未必。相隔不到五年，毛泽东先后在沙龙、宴会上谈及胡适三次，核心观点都是“他提倡白话文，功不可没”。一次晚宴上，钱学森说年轻时读《尝试集》受益匪浅，毛泽东边夹菜边接口：“对，文字这笔账，该记在适之名下。”
1957年《蝶恋花·答李淑一》在北京文坛引发热议，台湾报纸刊出胡适的尖锐批评：“无一句可通。”一句话激起千层浪，大陆文人纷纷回击。文件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批注：“他有权评论，也无妨。有反面声音，更能促人琢磨词句。”态度淡然，不见半点旧怨。
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在台北去世，噩耗传来，新华社只发了简讯，没有多余评语。毛泽东那天正在人民大会堂看文件，据警卫回忆，他停顿几秒，默声道：“适之也算辛苦人。”随手合上报纸，拿起了另一份材料。
胡适从白话文运动到晚年主持“中研院”，一生行路始终围绕“改良”二字；毛泽东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走到全国执政者的位置，路线核心是“革命”。两种道路，为同一目标——民族独立、社会进步——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实验。电报事件只是交汇点之一，却最好地展现了两人思想的分水岭：胡适相信制度可以温和移植，毛泽东认定旧秩序必须用武装推翻。各自的实践为后来者留下借鉴，也留下争议。
今天读那封电报，短短百字依旧能闻到历史当时的温度：一个漂泊海外的学者，对家国未来的急切期待；一个深知中国现实的革命者，对手中武装的冷静倚重。选择不同，道路便分开，但早年的互相敬重、晚年的几句公允评价，却把彼此姓名牢牢写在同一页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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