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八一大楼的授衔茶叙上，年过花甲的张云逸忽然提起一串往事：“那年咱们从右江出发，硬是一路打到江西，走了足足一万二千里。”年轻将校闻言大多瞪大了眼。那是一条比后来“二万五”逆着走的路，更窄、更险、更孤绝，却在1930年冬天意外地拉开了序幕。
1930年11月，右江河谷的山风带着潮湿吹进百色城。百色起义一年后，红七军仅七千余人，却要在邓小平、张云逸的带领下踏上东进之路。命令很明确——突进桂东、剑指广州，用兵锋掩护中央苏区。可在山间的小集市上，送别的壮族父老仍然把草鞋、红糖、水果往行囊里塞，喧天的锣鼓与“打倒军阀”的呐喊此起彼伏。离别的那一刻，谁都晓得，这趟路上或许再难相逢。
进军伊始，红七军一路隐蔽穿插，直到抵河池才首次鸣枪宣誓。蒋介石急电李宗仁、白崇禧，请两位“桂系兄弟”堵死这支“小红军”。桂军在本地根深蒂固，数倍兵力铺天而来，红七军连战连撤，在长安镇血战两昼夜仍未能撼动敌阵。火网之下，邓小平果断弃攻柳州、桂林的原定计划，改向湘赣突围。
部队钻进苗岭与瑶山之间的褶皱地带，冬雨滂沱，山路泥泞。侦察兵回报敌军包抄，邓小平只留下一句“翻山，东去”，便催促队伍夜行。不到两个月，队伍跨过湘桂边，攻占道州。然而咽喉要地虽好，四面皆敌更险。子夜，邓小平拍板折返向南，直插粤北，借地形迷惑湘桂联军。
乳源梅花街一仗最为惨烈。起初情报称敌仅一团，双方接火方知来了整整四团。战至黄昏，粤军留下千余具尸体才后撤，可红七军也付出七百余人伤亡。军中二位团长牺牲，兵力锐减至三千上下。梅岭寒风凛冽，简单包扎的队伍连夜北撤，渡乐昌河时意外生变——炮声从山口滚来，张云逸一部被生生截在南岸。
江水湍急，两条小船被炸得摇摇欲沉。张云逸见对岸硝烟升腾，低声对警卫员道：“先保住人。”于是带五十八团残部没入群山。河对岸，邓小平望着硝烟中的身影渐远，也只能强忍悲痛，率五十五团向仁化方向急进。自此，红七军一分为二，各自寻路。
进入粤北时，邓小平决定先把伤员安置在董塘，稍事整顿后翻越大庾岭。仁化脚下的寒夜里，他圈起地图，轻声对政工干部说：“人数虽少，锐气不可失；到江西，必能接上大队。”在崇义，他裁撤冗员，只保留精干前敌指挥部；发动贫苦山民打土豪、筹粮草，硬是在客地挖出一块立足之地。
另一边，张云逸带着五六百将士苦熬风雪。大雪封山，白马失足坠崖，给养几断。春节前夜，腊肉汤已煮得满屋飘香，突然敌哨传来枪声，连队没捞到一口热饭就钻进冰天雪岭。粤军的算盘是“送客出境”，只在省界外暗中围堵。张云逸察觉破绽，借势北上，顺着罗霄山的脊梁，日行夜伏，转进桂东，再奔江西。
1931年春，中央苏区捷报与警报交织。第三次反“围剿”激战正酣，毛泽东听说红七军分两路杀到赣南，略一沉吟，指示地方配合接应。赣南苏区干部回忆，那阵子老表们惊叹：怎么广西子弟穿着碎棉军装也能杀到这边？邓小平清楚，自己带来的三千余人若不抓紧补充，很难再撑大仗，于是发动群众，动员青壮百姓参军，不到两月便补足一个整团。
4月，离散百日的两支劲旅终于在宁都西北的深山小路上瞥见彼此的旗号。相隔百丈，张云逸勒马高呼：“小平！”邓小平扬手回应：“我们又是一起的了！”那天黄昏，他们围着篝火清点人数，才发现出发时的七千人只剩两千余。夜深人静，谁也不肯提起那些长眠在山河的兄弟，火光映着黝黑的脸，更多的是倔强的笑。
夏天，红七军东渡赣江抵兴国，编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正式融入中央红军序列。从此，邓小平有了更大的战场，也有了新的思考：人少路远时如何坚持；敌强我弱时怎样突围；群众工作为何是生死攸关。这些经验，后来在抗战、在解放战争、直到共和国重建，都可见影子。
那场“反向长征”历时九个多月，跋涉四省，纵横一万二千里。表面看它是一段撤退史，实则是一次在绝境中闯出的生路。它让红七军练就了穿山越岭的本事，也让邓小平、张云逸在枪林弹雨里磨出了日后改天换地的胆识与章法。今天翻检旧档，仍能从那一行行褪色的行军日记里，听见雨夜中的号角，听见竹林里远去的脚步，听见那一句铿锵誓言：“打到江西，还要活着见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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