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大渡河两岸炮声震天。红军纵队正在安顺场寻机抢渡，前敌总指挥朱德突然向幕僚提起一个名字：“邓晋康若肯回头，四川的天就有转机。”一句话，说的人轻描淡写，记下的人却不明所以——这位“晋康”正是驻守紫打地的川军将领邓锡侯。十四年后，朱德那句话竟成了预言。
邓锡侯1890年生于四川三台，幼时家道贫寒，九岁丧母，十三岁失父，靠舅母撑持度日。村里人记得他瘦得像一根竹竿，却有一双极亮的眼睛，做事干脆，人情世故却一点不差。16岁，他考进成都陆军小学堂；再后进入保定军校步科八期。这一路“读武书、练刺枪”，同学们还在打牌，他已能在操场带队列转圈，久而久之落下“水晶猴子”外号——眼明心细，转向极快。
辛亥革命爆发，他随刘存厚部南下，护国战争时又守马鞍山。一次子弹把军帽掀飞，他捡起拍了拍尘土，又顶在头上继续指挥，说得云淡风轻：“命硬，子弹认得我么？”前敌士兵事后想起，仍觉胆战心惊。他的“不要命”加上部队战力，让北洋方面吃了苦头，这才有了“攻马鞍山，难于上青天”的怨叹。
1916年冬，滇军北进与川军并肩作战，邓锡侯与滇军营长朱德同坐一顶破帐篷。夜半烛光里，两人摊开地图，探讨如何偷渡金沙江。朱德一句“蜀道虽难，咱川人就得先走出去”，让邓锡侯拍腿称是。从那时起，两人虽各走天涯，情谊却深埋心底。
20世纪20年代，四川军阀混战进入白热化。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颂尧你方唱罢我登场，成都、重庆数度易手。邓锡侯像壁虎攀墙，来回倒腾：跟刘存厚联防时强攻绵州，转眼又与熊克武眉来眼去；看杨森坐大，马上同刘湘结盟，合力将其逼退。人送雅号“水晶猴子”，说的是他不仅灵活，还能把风向看得透彻。
他并非只会投机。1923年在阆中，他自掏腰包办起军事补习团，集中各营排长学新战术，连夜摆沙盘、拆枪机。有人问他为何这样折腾，他回一句：“枪在谁手里，理就在谁手里。”到1924年底，他已握有两万兵力，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省长，年仅三十五岁。
抗战爆发后，四川军人远赴华北。邓锡侯率第四十一军参加台儿庄会战，行前他在泸州誓师，“我带来的是川军，不是土匪”，说完把一枚子弹咬在牙缝示众。在徐州会战失利的大溃退中，他的部队仍拼命掩护友军南撤。这一仗让中央军对川军改观，也使他见识到国民政府的命令混乱，埋下日后“另择道路”的伏笔。
1946年，蒋介石重整西南防线，邓锡侯被任命为“西康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六军团长”，驻守温江—成都一线。表面光鲜，实际上缺枪少炮，弹药统制在桂系手里，国统区通货膨胀，人心思变。老人常说：“久赌必输，别再压注在一张烂牌上。”
时间来到1949年秋，解放军西南进军，贺龙、刘伯承二野、四野云集长江上游。绥靖公署电报室每天收到战报，川军溃散的数字一条条蹿升。潘文华、王陵基等地方实力派暗中找门路，重庆、乐山之间已经流传“红军进川不过三月”的说法。邓锡侯安静观察，更多时候独自抽旱烟，一声不吭。
11月下旬，西康密使张睿堂押着一封写有“红白两条路，君可自择”的信件来到军部。信末署名“德”——是旧友朱德。陪同密使的地下交通员回忆，邓将军看后捻须半晌，只说了三个字：“我懂了。”随后他让人连夜草拟通电，以“顺应民意、停止内战、保全四川”为由，准备宣布起义。
1949年12月9日，成都北郊文宫场炮声未歇，邓锡侯与潘文华联名通电，正式起义。电文发出的第二天，中央军委答电飞抵温江，朱德亲笔写下：“晋康兄为人民做了件好事，值得敬佩。”短短十六字，道尽二人三十余年情分，更宣告川西局势巨变。
起义当天，邓部两万余人按约定向解放军移交武器。许多士兵以为要被拉去“填炮灰”，谁料前来接防的是曾经在滇川战场与他们对峙的红军老兵，彼此相认，反倒谈笑风生。有人私下说：“换个旗子，不用再打自己的兄弟，也好。”
起义后，成都和平解放的条件成熟。12月27日夜，刘伯承、邓小平部队渡江入城，未闻大规模枪声。解放军入城时，邓锡侯在西御街军门口迎接，穿着旧呢正装，军衔领章已经摘下。他见到许久不见的朱德，只说了句：“老总，我没给你丢脸。”朱德拍拍他肩：“从马鞍山到今天，你一直是条好汉。”
新中国成立后，邓锡侯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他低调行事，不再插手军务，却常到成都军区讲课，告诫青年军官：“打仗靠本事，成败在民心。”1964年春，因病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五岁。人们整理遗物时，发现那份写着朱德亲笔“值得敬佩”的电报被他仔细夹在日记本里，封面仍留有大渡河畔泥点，半个世纪的风尘未曾拂去。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