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2日凌晨,山东沂水北岸的雪尚未融化,一名中年俘虏在刺骨寒风中摘下皮帽,冲押送他的解放军说出一句令人意外的话:“同志,我也是秋收起义的人。”周围战士一愣,谁也没有立即回应。

战斗刚结束半天,华东野战军在粟裕指挥下分割歼灭李仙洲集团。档案写着:国民党鲁南区“暂编第八纵队副司令官韩浚,少将”。可他自称参加过1927年的秋收起义,这重身份让俘管人员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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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上报至后方,病榻上的陈赓听完来电,默然片刻,缓缓吐出一句:“老韩落在我们手里,也是命。务必好好待他。”简短叮嘱,替昔日同窗争得一线机会。

把时钟拨回1894年,湖北黄冈,一户农家添了男婴。孩童韩浚性格耿直,见不平就叫嚷,乡亲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愣小子”。清末民初动荡,少年在私塾与新学堂间辗转,耳濡目染之下,改良与革命的火种埋进心底。

1917年前后,他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接触“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倍感震撼。翌年决心投笔从戎,在广州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课堂上,他对地图、野外测算格外上心,教官评价“记忆力极佳,胆气亦盛”。

1925年春,党组织挑选优秀学生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陈赓与他名列其中。临行前,陈赓拍拍他的肩膀,打趣:“回国再并肩。”韩浚大笑:“枪口只许对着压迫百姓的人。”两句对话,道尽当年年轻人的执拗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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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课堂尚未上满一年,北伐急需军事骨干,韩浚被电召回国。1927年,武汉局势骤变,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离革命。时任张发奎部警卫团参谋长的韩浚,结识了团长卢德铭。卢德铭的坚定立场和扎实作风让他动容,二人迅速成为生死之交。

8月,周恩来秘密委派他们率部南下与南昌起义军会师。行至武宁,却发现起义部已转移。紧接着,张发奎电令两人速返九江待命。韩、卢索性率部脱离,途中改编为红军第一军第一师,自筹军饷,自制红旗,一路与敌周旋。

要与中央恢复联系,他们携少数警卫绕道武汉,拜谒时任湖北省委负责人的向警予。返程途中,却在九宫山地界被唐生智部擒获。卢德铭夜色中跳窗逃脱,随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韩浚则在牢里度过了两个多月,错过了湘赣边的枪声。

出狱后,他回到武汉,熟人全无。失去组织,他辗转广州、上海,靠老同学接济度日。蒋介石对“红过”的黄埔生保持警惕,起初发布通缉,后见其孤立无援,索性派人与之接触。1931年,南京任命文件抵沪,韩浚成为中央军校政治部教官,昔日“愣小子”第一次正式站到国民党阵营里。

抗日战争爆发,他带教导队残部参战徐州、守滁县,多次与坦克近距离肉搏,为后撤民众赢得时间。作战记录里,他被嘉奖两次星,但始终难获蒋介石核心的彻底信任,原因就写在卷宗最后一栏:曾任“秋收起义参谋长”。

全面内战开启,他被编入李仙洲兵团。前线旧友劝他“此时回归,尚有转圜”,他摆手拒绝:“人已到这一步,不能再折腾。”1947年2月,鲁南天寒地冻,他率部在莱芜突围,未能冲破包围,最终被俘。

押往战俘营途中,他向解放军说明早年经历。材料送至司令部,粟裕批示:“核实后区别对待。”陈赓随即发电:“老同学有过贡献,望宽处。”华东军区政治部门随即安排重点甄别。

战犯管理所的日子,他每日写思想笔记,回顾三段军旅:北伐、抗战、内战。笔迹刚劲,用字仍带黄埔式棱角。他承认1931年那次转向“既有环境所迫,也有人心动摇”,更感慨“自己误了大局,误了人生”。

1956年,首批特赦令公布,韩浚位列其中。命运把他推上三种立场:33岁挥师秋收,53岁沦为俘虏。短短二十年,立场数变,理想与现实的裂缝越拉越大。世人评他的功过,难有定论;而那句“同志,我也是秋收起义的人”,仍在冬夜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