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建华，我……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懂那些……”十五年前，妻子张秀兰在我那些生意伙伴面前丢尽了我的脸，我冲她大吼。
从此，我把她和我们那个“有缺陷”的儿子，一起赶回了农村，每月转去一百五到五百块钱，权当是打发乞丐。
直到我六十岁这年，生意破产，半身不遂，被新老婆和儿女抛弃，我才想起她。
我想，她应该会回来伺候我吧？可当我坐着轮椅，推开老家那扇破败的木门时，屋里的场景，让我当场从轮椅上跪了下来。
一切的崩塌，都始于十五年前的那个春节。
二零一零年，我的小生意刚刚有了起色，从一个包工头，摇身一变成了别人口中的“刘总”。
春节刚过，一个对我至关重要的大客户，邀请我去市里最高档的私人会所谈合作。为了显得自己家庭美满，我让妻子张秀兰陪我一起去。
那一天，成了我前半生最大的噩梦。
秀兰穿着她自认为最体面的一件衣服——一件在集市上花了五十块钱买来的、洗得有些发白的碎花连衣裙。
当她局促不安地跟在我身后，走进那间金碧辉煌、连服务员都穿着旗袍的会所时，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周围那些生意伙伴投来的、夹杂着轻蔑和讥笑的目光。
晚宴是西餐。秀兰从没见过那阵仗，看着桌上那一排排的刀叉，手足无措。
她学着别人的样子，笨拙地拿起刀叉，结果切牛排的时候，盘子被划得“刺啦”作响，最后，她竟然放弃了，直接用手抓起那块半生不熟的牛排往嘴里送。
客户们都在谈论着融资、上市、股权这些我当时也只是一知半解的词。
秀兰傻傻地坐在一旁，像个木头人。一个客户为了缓和气氛，笑着问她：“嫂子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秀兰紧张得满脸通红，用她那浓重的乡下口音回答：“我……我没工作，就在家种地。”
更要命的是，她那改不掉的口音，把“是”说成“四”，把“十”说成“四”。当客户问起我们结婚多少年时，她脱口而出：“有……有十四（四）年了吧？”
全场先是一片寂静，随即爆发出压抑不住的轻笑声。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脸，被她狠狠地扔在地上，踩得稀巴烂。
回家的路上，我一言不发，车里的气压低得可怕。
一进家门，我再也忍不住，把车钥匙狠狠地摔在茶几上，冲她大吼：“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么丢人？！你知不知道今天这顿饭对我有多重要？全被你给毁了！”
“建华，我……我不是故意的。”秀兰低着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真的不懂那些，我也不知道那地方是那样的……”
“不懂？不懂你就不能学吗？”我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你看看人家王总的太太，李总的太太，哪个不是打扮得体体面面，说话温声细语？你再看看你，土得掉渣！我带你出去，我都嫌丢人！”
“我……我没有漂亮衣服，你……你也没给我买过啊……”她小声地辩解。
“我没给你钱吗？家里吃的喝的哪样不是我买的？你就不会自己去买件像样的衣服吗？你就知道省，省，省！省得跟个要饭的一样！”
那晚，我把所有生意上的不顺，所有的自卑和虚荣，都化作最恶毒的语言，倾泻在了这个跟我同床共枕了十几年的女人身上。
最后，我做出了那个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命运的决定。
“秀兰，我跟你明说了吧。”我点了一根烟，冷冷地看着她，“我现在的生意，需要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妻子。你，不行。”
“那……那你想怎么样？”她抬起头，眼里满是惊恐。
“你回老家去住吧。我会每个月给你打生活费。等……等我以后在城里站稳脚跟了，再考虑接你回来的事。”
“建华，你……你这是要赶我走吗？”她的声音在发抖，“那……那明明怎么办？”
提到我们的儿子刘明，我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明明今年八岁了，他有轻度的智力障碍和语言障碍，是我心里最不愿意承认的“缺陷”。我所有的生意伙伴，都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儿子。
“明明也跟你一起回去。”我冷酷地说，“城里的学校不适合他。农村空气好，对他养病有好处。”
“可是……可是他需要治疗啊！他需要上特殊教育学校！”秀兰哭着抓住了我的胳膊。
“治什么治？花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我烦躁地甩开她的手，“那些医生都说了，他这病很难治好，就是个无底洞！你把他带回老家，让他安安静静长大就行了！”
秀兰看着我，眼神从惊恐，到绝望，最后，变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寂静。她不再哭，也不再哀求。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我走。只要你答应我，每个月一定要给我们寄钱来，明明……明明他不能断了药……”
“我会的。”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赶紧收拾东西吧，明天一早就走。”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叫了一辆车，停在了楼下。
秀兰只带了两个巨大的红白蓝编织袋，里面装着她和儿子全部的家当。
八岁的明明，似乎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他只是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含糊不清地问：“妈妈，爸爸……是不要我们了吗？”
我狠心地别过头去，没有回答。
车子发动的时候，秀兰突然从车窗里探出头，看着我，最后问了一句：“建华，我们……还会回来的，对吗？”
我看着她那张憔悴的脸，和那双充满期盼的眼睛，沉默了几秒钟，敷衍地点了点头：“会的。”
车子开走了，消失在清晨的薄雾里。
我站在原地，心里没有一丝不舍，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我心里清楚地知道，她们，再也回不来了。因为我的脑子里，已经在飞速地盘算着，该如何跟秀兰离婚，如何娶一个更年轻、更漂亮、更能给我“长脸”的女人了。
送走秀兰和明明，我感觉自己像是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起来。
没有了那个土气的妻子和“有缺陷”的儿子拖后腿，我的事业像是踩上了风火轮，一路高歌猛进。
半年后，我成功拿下了那个大客户的项目，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
我立刻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大房子，把那辆开了多年的破桑塔纳，换成了一辆崭新的、价值三十万的黑色轿车。
一年后，在一个高端的商业酒会上，我认识了林美玲。
她当时二十八岁，比我小了十几岁，是另一家公司的公关经理。
她年轻漂亮，身材苗条，一头时髦的大波浪卷发，脸上化着精致的妆容。她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在那些人精一样的生意人中间，游刃有余。
她站在我身边，挽着我的胳膊，巧笑倩兮地帮我应酬，为我挡酒。
那一刻，我那被压抑了多年的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我觉得，这，才是我刘建华应该拥有的妻子。
两年后，我想尽办法，让一个朋友去农村，找到了秀兰。我托他带去了一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和五万块钱现金。
秀兰在电话里哭着问我：“建华，你真的……真的不要我们了吗？”
我隔着电话，都能想象出她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心里一阵烦躁。我冷硬地说：“这样对大家都好。那五万块钱，够你和明明在农村用很久了。你签了吧。”
她最终还是签了字。或许，她也对我彻底失望了吧。
拿到离婚证的第二个月，我就和林美玲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她帮我打理人际关系，陪我出席各种重要的场合。
她在生意场上，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总能恰到好处地为我赢得面子。我们成了别人口中“郎才女貌”、“天作之合”的一对。
三年后，林美玲给我生了一对龙凤胎。儿子叫刘鹏，女儿叫刘欣。
两个孩子，都继承了她母亲的聪明和漂亮，健康活泼，从小就人见人爱。看着他们，我几乎很少再想起那个被我扔在农村老家的、有缺陷的大儿子。
这些年，我对秀兰，可以说是冷漠到了极点。
起初，我还记得承诺，每个月给她转五百块钱。后来，生意忙了，或者跟林美玲出去旅游了，就经常“忘记”转账。
有时候想起来了，就转个一百五、两百块，权当是打发了。
有一次，她用村里小卖部的电话打给我，说明明需要吃一种很贵的药，让我多打点钱。
我当时正在跟客户打麻将，输了钱，心情正烦，便不耐烦地冲她吼了几句，直接挂了电话。
还有一次，她说老家的房子漏雨了，想让我寄点钱修一下。我说：“这点小事你自己想办法！我这边生意上的事都忙不过来！”
再后来，我干脆把她的手机号拉黑了，微信也删了，只留了一个能收款的支付宝账号。我想，只要我按时打钱，哪怕只是很少的一点钱，就算尽到了我最后的责任。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通话，大概是在五六年前。她又借了别人的电话打过来。
“建华，明明……明明他最近病得很重，上吐下泻，医生说需要住院观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带着哭腔。
“我没钱！”我冷冷地打断她，“我这边生意也不容易，到处都要用钱。”
“可是……可是医生说，不住院的话，可能会有危险……”
“那就向你们村里的亲戚借吧！这点钱他们总有吧？”我极不耐烦地说，“我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会，挂了！”
挂了电话，旁边的林美玲正敷着面膜，斜着眼问我：“怎么了？你那个前妻又来要钱了？”
“嗯，不用理她。屁大点事，就知道要钱。”
林美玲轻笑了一声，说：“刘建华，你对他们母子，可真够狠心的。再怎么说，那也是你的亲生儿子。”
我心里一刺，嘴上却冷硬地说：“那个儿子，我不认。他只会给我丢人。”
说完，我便把这件事，连同那个遥远的、破败的家，一起抛在了脑后。
我沉浸在城里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新生活里，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告别了那个不堪的过去。
我以为，我给了她们母子一条活路。每个月一百五到五百块钱，在农村，足够她们省吃俭用地过下去了。
我以为，我把她们送回农村，是对她们好。秀兰不适应城里的生活，明明在农村那“空气好”的地方，对他“养病”也有好处。
我用这些可笑的理由，麻痹着自己那仅存的一点良知。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新生活，却从不曾，也不愿去想，她们这十五年，究竟是怎么过的。
直到那一天，我从村里人的口中，拼凑出了那段被我刻意遗忘的、残酷的真相。
秀兰带着八岁的明明，回到的，是那个我们结婚时住过的、早已废弃多年的土坯房。
那房子，房顶在下雨天，漏得跟水帘洞一样。
墙壁早已开裂，冬天刺骨的寒风，能从墙缝里直接灌进来。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床是用几块木板和砖头临时搭起来的。
而明明那个所谓的“轻度智力障碍”，在城里医生看来，只要坚持长期的康复治疗和特殊教育，是很有可能恢复到接近正常人水平的。
但是，这一切，都需要钱。每个月的药费和治疗费，至少需要一千块。
我给的那点钱，连药费的零头都不够。
为了给明明治病，秀兰，那个我嫌弃她土、嫌弃她丢人的农村妇女，开始用她最原始、最卑微的方式，去挣扎求生。
她去给村里的人家下地干活，割麦子，掰玉米，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只能挣到三十块钱。
她去给镇上的小饭馆洗盘子，从早上洗到晚上，一双手常年泡在冰冷油腻的水里，冬天的时候，裂开一道道血口子。
她还在那个破败的院子里，养了猪，养了鸡。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割猪草，喂鸡食。
她自己舍不得吃一个鸡蛋，全都攒起来，拿到集市上去卖，换来的钱，一分一分地，攒起来给明明买药。
更沉重的打击，发生在她回老家的第三年。
我的父母，也就是她的公公婆婆，也被我从城里送回了农村。
我的父亲，因为常年酗酒，突发中风，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我的母亲，则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需要有人二十四小时看着，才不会走丢。
我把他们送回老家，扔给了我弟弟。但我弟弟自己家也困难，根本无力照顾。
我嫌他们是累赘，一次性扔给了弟弟两万块钱，冷冰冰地说了一句：“以后爸妈就交给你们了，我工作忙，没时间回来。”
弟弟收了钱，却也没怎么管。最后，是秀兰，这个已经被我抛弃的前儿媳，默默地把两个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接到了她那个破败的土坯房里。
她一个人，要照顾三个病人。一个瘫痪的公公，一个痴呆的婆婆，还有一个心智不全的儿子。
她每天要给公公擦洗身体，端屎端尿。要追在痴呆的婆婆身后，给她喂饭，防止她乱跑。还要按时给儿子喂药，教他说话，识字。
她一个人，种着几亩薄田。她一个人，打着好几份零工。
我每个月转给她的那一百五到五百块钱，她像宝贝一样，仔仔细细地规划着每一分钱的用途。
明明的药费，雷打不动，至少要保证两百块。
不够的部分，她就去打工补上。
公公婆婆的药，还有婆婆每天都要用的尿不湿，至少一百块。
剩下的钱，她才敢拿去买米，买面。肉，对她们来说，是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奢侈品。
这十五年，她没有为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她身上穿的，永远是那些洗得发白、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旧衣服。
她生病了，发烧了，从来不敢去医院，就是扛着，或者去村里卫生所，花几块钱买点最便宜的药片。
她为了省口粮给老人和孩子吃，自己经常一天只吃两顿饭，有时候就是两个红薯，一碗稀饭。
她的头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全白了，但她从来舍不得花钱去染一次。
第十二年，我的父亲，在她的照料下，还算安详地走了。
第十三年，我的母亲，也去世了。
秀兰用自己打工攒下的、牙缝里省出来的几千块钱，给两位老人，办了一场简朴的葬礼。
她给我打电话，声音疲惫而沙哑：“建华，爸妈……都走了。”
我当时正在澳门的赌场里，输了十几万，心情极差。我只冷冷地回了一句：“知道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没有回去，没有参加我父母的葬礼。我没有问过一句，丧葬费从哪里来。我甚至没有对她说一句安慰的话。
我以为，她会一直那么坚强，那么逆来顺受，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二零二四年，我六十岁了。古人说，六十而耳顺。而我，却在这一年，迎来了人生的全面崩塌。
前几年，我听信了一个所谓的“投资大师”的鬼话，把公司大部分的流动资金，都投进了一个虚无缥缥的海外地产项目里。
结果，项目暴雷，我赔得血本无归，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为了填补窟窿，我不得不卖掉了公司和车子。
祸不单行，我多年的生意伙伴，也趁火打劫，卷走了我最后一笔货款，直接跑路了。
我从一个别人口中的“刘总”，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连市中心那套引以为傲的大房子，也被法院贴上了封条。
林美玲，我那个曾经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贤内助”，也终于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刘建华，我当初嫁给你，就是看你有钱！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还指望我跟你过苦日子吗？”她指着我的鼻子，尖酸刻薄地骂道。
我这才发现，她早就背着我，偷偷地转移了我们夫妻名下最后的那五十万存款。
在一个我出去躲债的下午，她带着我们那对龙凤胎儿女，拿着早就办好的护照，直接飞去了美国。
临走前，她只给我留下一条短信：“房子车子都没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鹏鹏和欣欣以后就跟我了。”
我试图联系我那对引以为傲的儿女。他们在电话里，语气冷漠而疏远。
“爸，我们现在在美国读书，学习很忙，暂时回不去。” “你那边的事，我们帮不上什么忙。要不，你自己想想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出国后，第一时间就改了姓，跟了他们母亲的姓。在他们心里，我这个破产的父亲，已经成了他们的耻辱。
真正的灭顶之灾，发生在我六十岁生日那天。
那天，我一个人，在我租住的、只有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给自己下了一碗长寿面。
面还没吃完，我突然感觉自己的左半边身体，一阵发麻，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我手里的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我整个人，也从椅子上滑了下去，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我想呼救，却发现自己的舌头也打了结，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想去拿旁边的手机，可我能动的右手，怎么也够不着。
我就那么绝望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意识清醒，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两个小时后，房东来收房租，才发现了我，把我送进了医院。
命，是捡回来了。但我中风了，左半边身体，彻底瘫痪。医生说，我以后，都得在轮椅上度过了。
躺在医院那张散发着消毒水味道的病床上，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彻底成了一个笑话。
众叛亲离，身无分文，半身不遂。
我所有的骄傲，所有的体面，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昔日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酒桌上信誓旦旦的生意伙伴，全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
我身无分文，连请一个护工的钱都拿不出来。每天的吃喝拉撒，都要靠医院里好心的护士和同病房的病友家属，偶尔搭把手。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躺在病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孤独和病痛像两条毒蛇，啃噬着我的身心。
就在这时，一个被我遗忘了十五年的名字，突然跳进了我的脑海。
张秀兰。
她……她现在应该还在农村老家吧？
她应该……会回来照顾我吧？
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但毕竟夫妻一场，她还为我生了一个儿子，为我照顾了十年父母。她那么善良，那么听话，那么逆来顺受。
我自私地想着。
我这些年，不是每个月都给她打了“生活费”吗？虽然不多，但也是一份情意啊。
我回去接她，她应该会感激涕零吧？她应该会毫不犹豫地跟我回城里，来伺候我这个瘫痪在床的前夫吧？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再也无法遏制。它成了我在绝望中，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决定，回老家，去把她“接”回来。
在医院又躺了半个月，我的身体稍微恢复了一些。虽然左半边依旧动弹不得，但至少右手能勉强活动，嘴巴也能含糊不清地说话了。
我用尽了最后一点人情，给我一个远房的侄子小刚打了电话。
“小刚啊，是刘叔。”我的声音因为中风的后遗症，显得有些嘶哑和笨拙。
“刘叔？您……您怎么了？”小刚在电话那头，显然很惊讶。
我放下所有的尊严，把我的情况，跟他简单说了一遍。然后，提出了我的请求。
“小刚，你能不能……帮刘叔一个忙？开车，送我回一趟老家。”
“回老家？刘叔，您现在这身体……回去干嘛啊？”
“我……我去接你婶子回来照顾我。”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火辣辣的，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小刚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他当然知道，我口中的“婶子”，是那个十五年前就被我赶回农村的前妻。
最终，他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小刚开着一辆半旧的面包车，来医院接我。他把我从病床上抱到轮椅上，又连人带轮椅，一起抬上了车。
车子缓缓地驶出喧嚣的城市，开上了那条通往我农村老家的、坑坑洼洼的乡间公路。
我坐在轮椅上，透过车窗，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景象。这条路，我十五年没有走过了。
路边的景象，既熟悉，又陌生。
车子路过了当年我送秀兰和明明走时的那个长途汽车站。我仿佛还能看到，十五年前的那个清晨，秀兰抱着编织袋，牵着明明，一步三回头地走上那辆破旧中巴车的背影。
车子路过了我们当年结婚时，拍婚纱照的那家照相馆。照相馆早已倒闭，卷帘门上锈迹斑斑，贴满了各种小广告。我却清晰地记得，照片上，秀兰穿着一件红色的新衣，羞涩地依偎在我身旁，笑得那么甜。
车子路过了秀兰娘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我突然想起，我好像有二十多年，没去看过我的岳父岳母了。也不知道，他们二老现在是否还健在。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十五年了，秀兰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她会不会还在恨我？
她会不会拒绝跟我回来？
不，不会的。她那么老实，那么听话。我当年让她走，她就走了。现在我让她回来，她肯定也会回来的。
而且，她现在也应该老了吧？五十多岁的人了，在农村，也需要一个依靠了。我回去接她，对她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我不断地在心里，这样自我安慰着。
我告诉自己，我这些年，每个月都给她打了钱，虽然不多，但也算尽到了责任。我把她送回老家，其实也是为了她好，城里快节奏的生活，她根本不适应。明明在农村长大，也挺好的，空气好，没那么多压力……
我为自己这十五年来的自私和冷漠，找了无数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试图证明自己没有错，试图减轻自己内心的那一丝丝不安。
车子终于开进了我老家所在的那个村子。
村口，竟然修了一条崭新的水泥路。
路边还建了一个小广场，几个老人正坐在石凳上晒太阳。村里很多老旧的土坯房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漂亮的二层小楼。
唯独……唯独我们家那栋老宅，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甚至比我记忆中，还要破败。
那土黄色的墙壁，在周围一片白墙红瓦的新房映衬下，显得那么刺眼，那么格格不入。
车子在院子外停了下来。
“刘叔，到了。要我……要我帮您去敲门吗？”小刚熄了火，回过头问我。
“不用。”我摇了摇头，故作镇定地说，“你先在车里等我。我自己来。我……要单独跟你婶子谈谈。”
小刚把我从车上弄下来，扶到轮椅上。然后，他推着我，走到了那扇熟悉又陌生的、斑驳的木门前。
我让小刚先退到一边。
我坐在轮椅上，看着这扇门。门上的红漆早已剥落，露出了里面腐朽的木头。门上还贴着一副早已褪色的春联，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我的心，突然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我抬起我唯一能动的右手，颤颤巍巍地，向前伸去，推向了那扇虚掩着的木门。
“吱呀——”
一声刺耳的、悠长的声响，门，开了。
屋里的景象，映入我眼帘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推开门的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我坐在轮椅上，整个人如遭雷击，呆呆地看着屋里的一切，大脑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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