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粉口中的屯门西草湾海战究竟是什么水平？|屯门西草湾海战|战船|明军|明朝|水师

屯门海战、西草湾海战，被明粉吹得神乎其神，简直成了明朝“外战无敌”的铁证。

这些人向来热衷于抹黑清朝对西方战败、丧权辱国，却把明朝对葡萄牙的这两场战斗奉为圭臬，拿着它们大肆宣扬明朝“外战全胜”的神话，仿佛明朝真的能碾压所有西方势力。

但这两场战役真有明粉吹的那么厉害吗？不妨让我们翻开文献资料，仔细梳理史实，看看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一

首先，我们得先把话说明白了，明粉整天沉浸在大明天下无敌，打的西方列强满地找牙，吹嘘明朝“科技领先世界”。

可15-17世纪初明朝和葡萄牙的交锋中，双方在武器、船舶技术上的差距根本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要明确的是，当时与明朝对抗的还只是葡萄牙的武装商船，并非其正规海军，

连武装商船都打不利索，所谓“领先世界”的说法纯属自欺欺人。史实铁证如山，明朝在核心军事技术上已经落后于葡萄牙，这种代差绝非靠“人多船多”就能轻易弥补。

先看船舶技术，两者的设计理念从根上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明初郑和船队确实规模惊人，最大的船只据称长可达百米，还采用了水密隔舱等提升安全性的技术，但这些船只的设计核心是适应沿海和印度洋航行。

侧重点全在运载能力和规模上，说白了就是“大而全”，而非“专而精”。反观葡萄牙的船只，虽然体型相对较小，却专为大西洋的惊涛骇浪量身打造，适航性极强。

16世纪的战船（比如蜈蚣船原型）更是围绕远洋探险、贸易控制和海战火力来优化设计，机动性和火力配置的思路远远超出了明朝的认知。

明朝船舶后期的战术思想越来越保守，还停留在传统的“以多欺少”“规模压制”思维里，而葡萄牙已经形成了“火力+机动”的近代海战船舶设计理念，两者的设计逻辑存在本质代差。

再看具体的船制记载，更能直观体现这种差距。《龙江船厂志》里详细记录了明代战船的规格，比如“四百料战座船，……面阔丈一尺，长阔比约为七与一”（卷三《舟楫志·器数三》），还有仿制葡萄牙的“蜈蚣船，……其形如蜈蚣，设楫数十，……每舟置佛郎机铳六具”（卷三《舟楫志·图式五》）。

而《武备志》中记载的明军主力战船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不畏风涛，惟利大洋”（卷一百十六《战船二·福船》），广船“视福船尤大，……木质坚密，……其制似福船而两舷起棚，不畏飓风”（卷一百十七《战船三·广船》）。

这些船只看似高大，但在设计上缺乏对火力布局和机动性的考量。反观葡萄牙的船型，据记载当时其在亚洲的船只包括“桨帆并用大木船五艘，桨帆并用轻快小船四艘”，还有“战船六艘，大帆船十一艘……双桅帆船四艘，圆形和拉丁船九艘”。

这些船只分工明确，无论是远洋续航还是近海作战，都能根据需求调整，机动性和火力适配性远胜明军战船。

更要命的是明朝官营造船业的衰败，直接拉低了船舶质量。

《龙江船厂志》就揭示了明朝官营造船体系的诸多弊端，里面记载“造作不如法者，笞四十。若造军器不如法者，笞五十。若不堪用及应改造者，各并计所损财物及所费工钱，重者坐赃论”，可见当时造船质量把关虽有规定，但执行中必然存在大量漏洞。

而“新江口战船，永乐五年，额设一百三十一只。宣德以后，增至三百一十九只。至成化十年，堪操者止一百四十只”的记载，更直观反映出明朝战船数量锐减、维护不善的颓势。

自郑和下西洋结束后，大型宝船失去了用武之地，官营船厂日益衰败，工匠流失、管理僵化、效率低下、腐败滋生，再加上物料征派扰民，造船质量一落千丈。

虽然明朝中后期民营造船业在海外贸易刺激下蓬勃发展，甚至嘉靖十三年（1534年）福建民营船厂为朝廷建造的册封琉球“封舟”工艺精湛，但民营船厂的活力并不能弥补官营水师战船的衰落。

毕竟水师主力战船仍依赖官营体系，而官营的腐朽直接导致明军水师战船数量减少、质量堪忧，到了倭患时期，有些明军战船的质量甚至到了难以应对作战的地步。

接着看火器技术，差距比船舶技术还要明显。

明初明朝的火器技术确实曾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到了16世纪，葡萄牙在火炮的射程、精度、射速和机动性上已经形成了绝对优势，其舰炮技术和海陆军战术协同也更为成熟。

明朝在与葡萄牙武装商船的实战中感受到了这种差距，比如1522年香港屯门附近的海战中，明军的火器就已经处于劣势。

后来1626年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击退后金，依靠的还是购自西方的红衣大炮（又称“红夷大炮”），而非明朝自主研发的火器。

面对差距，明朝采取的应对方式多是“仿制跟风”，而非“自主创新”。比如缴获日本“铁炮”后仿制出“鸟铳”，大量购买和仿制葡萄牙的“佛郎机铳”及荷兰的“红夷大炮”。

到崇祯三年（1630年），明朝仿制的大小红衣大炮已达400余门，还改进制造出迅雷铳、连子铳等多管火器。

明代火器专家赵士祯所著的《神器谱》，就体现了对西方火器的仿制与改良，但书中内容也恰恰反映出明朝火器理论创新的缺乏。

《神器谱》里提到“倭奴裸形赴斗者，其故为何？是谅我中国火器不能命中耳”，直白道出了明朝火器精准度不足的致命缺陷，以至于敌军敢毫无顾忌地“裸形赴斗”。

还有“阴雨连绵，两兵相持，铳不能发，为之奈何？”的疑问，暴露了明朝火器受天气影响极大、使用受限的问题。

而“以舟师水战得利推之也。倭奴生长海中，狎波抗浪，乃其本性，非不惯于水战，只缘水战不得施其技击，故每每为我所窘。若陆地用车，不惟倭奴不能用其所长，即虏人又能骋其骑射耶？”的记载。

则说明当时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需要因地制宜调整战术，但这恰恰是因为火器本身存在短板，不得不靠战术弥补。

更核心的问题是，明朝的仿制始终停留在器物层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缺乏对火器背后科学原理的深入探究，也没能形成持续的理论创新和科学体系。

当时引进的西方“模数”（火炮身管各部与内径的比例）概念，虽然有助于统一火炮制造标准，但并未引发明朝学界和工匠更深层次的科学思考，没能从根本上提升火器研发的底层逻辑。

正如后世学者徐焰在《明朝火器发展何以逐渐落后》中认为的，明朝对西方火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缺乏科学理论支撑，而政治军事体制的僵化是制约科技发展的根本原因。

再看明军火器的实际配置和运用，《武备志》中收录了大量火器、战船的图文，显示明军已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代，明末精锐部队中火器手的比例甚至高达60%，但这些火器形制多样却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实战中故障率高、弹药通用性差。

反观葡萄牙，其火器发展是文艺复兴后科学发展和工场手工业兴起的成果之一，还通过殖民扩张不断在实战中检验和改进，形成了“研发-生产-实战-优化”的完整闭环，火器质量、形制标准和战术运用都远胜明朝。

总结来看，明朝与葡萄牙在武器、船舶技术上的差距，不是单一领域的“临时短板”，而是制度、理念和技术积累上的系统性落后。明朝官营制造体系的僵化腐败、技术发展的保守停滞、对科学原理的漠视，导致其在面对经过近代化转型的葡萄牙武装商船时。

即便在兵力、船只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也难以形成碾压性胜利。

而明粉无视这些铁证，一味吹嘘明朝“科技领先世界”，甚至把与葡萄牙武装商船的苦战说成“吊打西方列强”，完全是脱离史实的自我美化，根本经不起推敲。

二

所以，了解了明朝与葡萄牙在武器、船舶技术上的巨大代差后，再看明粉把屯门海战吹捧成“明朝吊打西方列强”的闹剧，就更觉得荒诞。

他们刻意回避了明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历经数月苦战才勉强惨胜的狼狈真相，甚至连对手只是五艘葡萄牙武装商船、而非正规海军这一关键事实都绝口不提，纯粹是选择性无视史实。

这场战役发生在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八月至九月，明军指挥官是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当时明军投入的兵力高达4000余人、战船50余艘。

而葡军仅有千余人、5艘武装福船，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到明军在人数上是葡军的4倍，战船数量更是葡军的10倍，占据绝对碾压性优势。

但谁也没想到，战斗一开始，明军就陷入了被动，连靠近葡船都成了奢望。

之所以会这样，核心还是双方火器和舰船技术的代差。

正如葡方史料记载，葡军仅靠一艘主力卡拉克帆船和几艘小型船只，就凭借侧舷炮的火力优势牢牢掌控了战场主动权。明军的火炮多为竹制或木制，射程和威力远远不及葡军的铜制舰炮，在正面炮战中完全处于下风，“明军因葡方火炮射程远、命中率高而进攻受挫”。

甚至有记载提到“汪鋐以兵逐之，几为所蹙，以铳击败我军”，可见明军在正面交锋中被葡军的火器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葡军的蜈蚣船也让明军大开眼界，这种“用桨多在船旁，周围置铳三十余把，亦然（燃）一铳，其船两边亦然（燃）铳，循环无端，甚是厉害”的战船，机动性和持续火力都远超明军的传统战船，进一步放大了明军的技术劣势。

其实，葡萄牙武装商船会出现在屯门，本身就带着侵略掠夺的目的。

《明史·佛郎机传》记载：“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

给事中王希文的奏折也提到：“正德间，佛郎机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棚自固，火铳横行，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

虽然“烹食婴儿”之说可能是夸张的谣言，但“掳掠男妇”“剽劫行旅”“火铳横行”等劣迹确有其事，这也是明军出兵征讨的直接原因。

面对葡军的技术优势，明军僵持一日后毫无进展，正面攻坚完全失效，汪鋐不得不放弃原有战术，转而寻找破敌之法。

他先是“访知……唐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于是“令……何儒……等……密驾小船……接引……杨三等……到岸”，随后“令……杨三等……会同…………仿造……佛郎机铳…………”。

同时还仿制了葡军的蜈蚣船，这才勉强缩小了部分技术差距。

《殊域周咨录》中汪鋐的上书，详细记录了这段“师夷长技”的过程，也从侧面印证了明军战前对葡军技术的陌生与落后——如果明军真的“科技领先”，又何必临时找华人学习仿制对方的武器和战船？

技术上的追赶需要时间，而战场形势刻不容缓，汪鋐最终决定采用“土办法”破敌。

组织了装满油料柴草的火船突袭葡舰，同时派遣水鬼趁夜色潜水凿穿未被点燃的敌船。

夜间，明军水鬼悄悄游至葡船附近点火，勉强烧掉了两艘葡船，但即便如此，剩余的葡军仍趁夜突围遁走，正如记载中所说“……余贼…………遁去”。

有资料明确指出“西芒·德·阿尔瓦雷斯于1521年驾三艘帆船逃回马六甲”。

明军直到嘉靖壬午（1522年）才凯还，《东莞县志》中“是役也，于正德辛已（1521年）出师，嘉靖壬午（1522年）凯还”的记载，也说明这场战役持续了数月之久，并非明粉口中“速战速决的吊打”。

最终，明军虽然收复了屯门，但并未实现歼灭敌寇的目标，整场战役胜得极其狼狈。明军能惨胜，完全是依靠兵力上的绝对优势、本土作战的地理便利，以及火攻、凿船这种“非对称战术”，才勉强弥补了技术上的代差。

而这场战役最大的“收获”，其实是明朝通过实战认识到了西方火器和舰船技术的先进性，战后“便主动引进佛郎机火器技术并加以改造，整体水平至少前进了五十年”，“……佛郎机铳…………用之…………”也成为明军后续火器更新的重要基础。

说白了，屯门海战根本不是什么“明朝吊打西方列强”的辉煌战绩，而是一场暴露明朝军事技术落后、胜得磕磕绊绊的惨胜。

明粉无视明军4000人打葡军千余人、50艘战船对阵5艘武装商船的悬殊差距，无视明军初期被打得节节败退、只能靠火攻和凿船才勉强取胜的狼狈。

反而大肆吹嘘“领先世界”，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和扯淡。

这场战役的真相，恰恰是明朝技术落后于西方的有力证明，也是戳破明粉谎言的铁证之一。

三

最后我们再看西草湾海战，这场发生在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的战役，和屯门海战如出一辙。

明军依然凭借绝对的力量优势，却打得异常艰难，最终以惨胜收场，还付出了将领阵亡的重大伤亡代价，所谓“碾压西方列强”的说法，完全是脱离史实的空谈。

作为屯门海战之后中葡的又一次正面交锋，西草湾海战的双方实力差距依然悬殊。

明军由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军迎战，而葡军仅有约300人、6艘舰船（其中还包含中国式帆船）。无论从兵力规模还是舰船数量来看，明军都占据着绝对优势，但战斗过程并没有因为这种优势而变得轻松，反而充满了惨烈的博弈。

明军在远程炮战中再次暴露了技术短板，根本无法压制葡军的火力，只能放弃远程对决，选择风险极高的接舷近战来决一胜负。

这场近战打得异常激烈，全靠明军士兵的勇猛拼杀才勉强打开局面。

明军士兵潘丁苟率先登上敌舰，后续部队紧随其后一拥而上，这才艰难夺下两艘葡船。

《明世宗实录》卷二十四（嘉靖二年三月）对这场战斗有着明确记载：“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寇广东，守臣擒之。初，别都卢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师截海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兵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女十人，获其二舟。余贼复率三舟接战，应恩阵亡，贼亦败遁。”

这段记载清晰地表明，明军的胜利并非一帆风顺，在击败部分葡军后，残余葡军仍驾驶三艘舰船反扑，战斗中百户王应恩不幸阵亡，明军付出了将领战死的沉重代价，这场胜利完全是“以命相搏”换来的。

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也佐证了战役的惨烈：“别都卢率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寇新会西草湾。备倭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生擒别都卢、疏世利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

而《明史·佛郎机传》同样记录了这场战役的关键信息：“嘉靖二年，遂寇新会之西草湾。官军迎击，生擒其将别都卢、疏世利等，获炮曰佛郎机。”

另一段记载更补充了葡军的凶悍：“别都卢勇猛善战，与疏世利等驾舟五艘，破巴西国，寇西草湾，柯荣、王应恩御之，转战至稍州，潘丁苟先登，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

这些来自官方史书和明代著述的文献相互印证，充分说明葡军战斗力强悍，明军能擒获其将领、斩获首级，背后是无数士兵的浴血奋战，绝非“轻松取胜”。

关于葡军此次来华的目的，葡方指挥官哥丁霍声称是“和平贸易”，但各类史料都明确记载了其侵略本质。

《明世宗实录》《明史·佛郎机传》《名山藏·王享记》均直言葡军“寇广东”“寇新会之西草湾”，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也直接记载“嘉靖二年，寇新会之西草湾”，可见这场战役是明朝抵御外敌入侵的正义之战，但正义之战的胜利，并没有掩盖明军技术落后的现实。

此战最直接的战利品，除了俘获的两艘葡船，还有关键的佛郎机炮。

《明世宗实录》卷二十四明确提到“海上获其炮，即名为佛郎机，副使汪鋐进之朝”，《明史·佛郎机传》也记载“获炮曰佛郎机”。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更详细说明“汪鋐……夺取葡铳大小二十余管”，并指出“佛郎机炮始于西草湾之获，明军仿制以充军用”。

这些缴获的佛郎机炮，随后被明军大量仿制，成为明朝后期火器装备的重要补充。

这一事实恰恰说明，明朝是在惨胜之后，才获得了学习西方先进火器技术的机会，这哪里是明粉口中“技术领先下的轻松胜利”？分明是靠着牺牲和苦战，才勉强跟上西方的技术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