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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有大行及部分股份制银行陆续披露2026年年度工作会议内容。对比公告可以发现，过去几年在公告高频出现的金融“五篇大文章”，在今年的会议表述中明显降温，且不同类型银行之间呈现出清晰分化。

从国有大行看，“五篇大文章”仍被保留，但表述更趋收敛。中国银行在年度工作会议中提到，“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交通银行强调“做实做细金融‘五篇大文章’”“统筹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体系化供给能级”；农业银行提出“进一步做优‘五篇大文章’”；建设银行则表述为“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可持续发展”。

整体来看，仍有提及，但多集中于原则性、方向性表述。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广发银行、浦发银行、浙商银行等多家股份制银行披露的2026年工作会议公告中，未再直接提及金融“五篇大文章”，更多篇幅用于部署经营指标、资产结构、风险管控、资本约束与重点业务条线。

这一变化也引发市场关注： 银行是否正在降低对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视程度？

从表象看，确实如此。但若进一步拆解，会发现这更像是一种 角色分工和话语重心的调整 。

一方面，对国有大行而言，“五篇大文章”本身就具有明确的政策属性和制度定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大行天然承担着更强的政策执行与示范责任，即便表述减少，也必须在年度会议中予以明确回应。因此，其会议语言往往保留“方向性锚点”，以体现政治站位和战略定调。

另一方面，对股份制银行来说，当前阶段的核心压力更集中于经营层面：资本消耗约束趋紧、不良生成压力仍在、盈利模式转型尚未完成。 在这种背景下，年度工作会议更像是一场“经营动员会”，强调的是市场打法、业务结构和风险边界，而非宏观政策框架。“五篇大文章”并未消失，而是被拆解进科技金融、制造业金融、普惠金融等具体业务条线中，不再需要反复以统一口径呈现。

从这个角度看， 不是银行不再重视“五篇大文章”，而是它正在从高频政治表态，转向低频制度前提 。 国有大行更多承担政策性与结构性任务，股份制银行则在商业化与市场化约束下，将精力集中于“如何活得更好”。

这种分化，或许正是当前银行体系运行更为真实、也更为现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