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29日深夜，晋东南一间闷热的锅炉房内，电流滋啦作响。王士光把耳机紧贴耳朵，指尖飞速点按摩斯电键，外头时不时传来闷雷般的炮声。战友提醒他抓紧撤离，他只是点头，目光却在灰暗的灯光下掠过一张发黄的报纸——角落里刊着他亲笔撰写的寻人启事：寻找失散七年的妻子王新。
报务结束，众人簇拥他到临时编辑部审稿，顺带把那条小启事排进角落。有人笑言：“首长，用这种法子找人，也太玄了吧？”王士光笑意淡淡，“电波都能穿透山川，纸张就不能吗？”话音轻，却透出一股不服输的倔强。
时针拨回十二年前。1935年12月，北平初雪，清华校园掀起“一二·九”怒潮。电机系高材生王士光冲在队伍最前，嗓子喊哑仍不肯停。那时的天津，15岁的王兰芬刚刚在亲戚家落脚，便悄悄递交了入党申请。谁也不晓得，两个名字里都带着“王”的年轻人会在暗潮涌动的华北并肩。
“七七事变”后，北平陷落。清华南迁，王士光却留下，担当地下交通联络。一年后，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递给王兰芬一张男青年的照片：“组织让你同他组成夫妻掩护点。”姑娘怔住：“还没谈过恋爱就办结婚证？”姚依林拍拍她肩膀：“名义上的，任务紧急。”
首次见面在颐和园旅社。王士光风尘仆仆、头发乱得像草垛；王兰芬则穿蓝布旗袍，硬把学生味压进领口。茶水误泼，尴尬冒烟。王士光脱口而出：“这么小？”姑娘心里直犯嘀咕：“这人像刚放出来的。”彼此扫一眼，又别过头去。
不久，他们搬进英租界那幢三层小洋楼，化名“吴厚和”与“黄慧”，还有个冒牌“婶母”与“弟弟”做掩护。夜深人静，王士光封死门窗，把发报机裹进厚絮，金属敲击声被吞在室内；王兰芬守在阳台，跳绳成了暗号，摇一次表示安全，连摇三下须立停。
天津的风越来越紧。1938年，中统、军统、日本宪兵三路搜捕，地下党人步步惊心。组织勒令王士光“摆阔”迷惑敌人：发油抹得锃亮，西装口袋露白帕。每晚下班后，他携“妻子”到黄家花园假意散步，暗中交接密码。日复一日，假身份里渐生真情。
一次深夜，周围可疑脚步逼近，二人抱着电台躲进小旅社。王士光低声说：“你先走，我挡。”王兰芬瞪他：“台在你手里，走也该你走。”角落里灯光摇曳，谁也不肯退让，那一刻，他们明白对方在心中的分量。
同年12月26日，平津塘工委批了婚。没有戒指，没有仪式，两碗热面就是喜宴。王兰芬捧碗抿面，脸颊飞红；王士光攥着筷子，许下诺言：“打完这仗，一定给你个像样的婚礼。”
1940年春，战事突变。夫妻被迫分路转移，一个随军北上，一个深入敌后。几个月后，北方传来噩耗：一名叫“王新”的女同志牺牲。姓名吻合，王士光默默脱帽，灯下整宿修理破旧收报机，嘴唇焦裂也不肯多说一句。
1946年11月，胡宗南发兵西进，党中央撤离延安。必须迅速启用新的短波电台。邯郸地下锅炉房里，王士光拆火车铁轨、飞机残骸，趴在地上画电路。四个月后，延安广播的呼号重新响起，震动三千万同胞，也把“电信大王”的名字送上各地报纸。报纸角落依旧有那行小字：寻王新。
一个月、两个月，无人来信。王士光在夜里翻看旧相片，自言自语：“电台能破敌封锁，纸也该破得了命运吧？”话音未落，门口忽然传来急促脚步。警卫推门，“外头有位女士，自称是您夫人。”话没说完，他已冲出院子。
七年别离，一眼认出。王新比记忆里单薄，短发贴颊，眉眼仍明亮。她颤声问：“还抽烟？”王士光递上火柴，“给你留的。”烟雾缭绕，两颗心拍得更响。原来牺牲的是同名女同志，而她一直在东北联络站。辗转闻报，她坐了整整七天车，带着满身风尘闯进门卫。
那年冬天，两人携手回到巢县老家。乡亲们围在巷口看热闹，王士光笑得像少年，王新略施薄粉，执意搬张小桌子在院里修电台，“让乡亲们看看这玩意儿的魔力。”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进了邮电部，起草全国短波网规划；王新调兵工部门做政治工作。夫妻俩常分居两地，家书顶多三行：“设备运转良好”“身体安”“勿念”。每次聚首，王新先摸摸丈夫的手，看满不满茧，再把熨得笔挺的军装递过去。
1994年，王新因股骨胫骨骨折住院，体重掉到三十多公斤。王士光守在床边，蒸鸡蛋、煲小米粥，还把《西游记》全剧录在磁带里，一集集放给她解闷。妻子偶尔发脾气，他就把花瓶里的月季换新，黄色、粉色、雪白，院子慢慢变成小花圃。
2003年盛夏，王士光病重。病房里，他坚持给妻子填写最后一张履历表，笔迹颤抖却工整。填完合上本子，他轻声说：“都好。”翌晨，心跳停在无线电的滴答声中，享年八十九岁。
彭树廉在悼词里写：“士卒品行贯一，光明磊落一生。”老友们知道，他真正珍视的两样东西，一是信号，一是妻子。无线电波仍在天地间穿行，而那张多年前的小小报纸，也早已被王新裱了框，放在书桌前静静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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