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下午三点，骄阳炙烤着杨家岭，窑洞外的土坡被晒得发白。萧军拎着两本笔记，本想匆匆告别延安，却被一张便条“请来一谈”稳稳拽住了脚步。给他留言的人正是肩周炎未愈的毛主席。就在这一天，两位同样倔强的人第一次长时间对坐，一连七个小时，水壶续了三次，烟头堆了一小把。
萧军的话锋很直。开场没寒暄几句，他就把信里没讲透的事掰开揉碎：“延安的笔太钝了，写不出火花。”毛主席听完不急，抬手把烟灰弹进茶碗，回答干脆：“钝刀也得磨。党外的人照样可以批评，哪怕到处说。”这句“到处说”让萧军愣了下，他没预料到领袖给出的空间会这么大。
场景转到更早。萧军一九〇七年生在锦州下碾盘沟。七个月大时，母亲因不堪家暴自尽，他险些被鸦片夺命。父亲木匠出身，暴躁贪杯；二叔落草为匪；三叔拉队抵日。复杂的家门让他早早学会“谁拳头硬，谁说了算”。十岁闯到长春，他在最好的小学读书，白天背《古文观止》，晚上跟街头艺人练拳脚，作文直接仿《楚辞》开头“荡荡兮、吼吼兮”，国文老师啧啧称奇。
一九二五年参军，一九二七年考进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军号声夹杂着鲁迅的句子在他脑海乱撞。《野草》读到爱不释手，他就想写自己的“野草”。一九三四年，《八月的乡村》收尾，鲁迅亲自作序，上海出版界一时轰动。骂声也来了。化名“狄客”的作者连发文章嘲讽，萧军火气上头，当场递“决斗帖”，两回合把对方按在地上揍了个鼻青脸肿。之后再无人公开招惹他。
一九三八年他第一次路过延安，对毛主席礼贤下士的态度颇为动容，仍坚持离开去五台打游击。形势所迫未成行，一九四〇年又回延安，办《文艺月报》。文协的会议他句句顶针，招来不少白眼，自认“拳脚管用，笔头受困”。于是写信请辞，语气里带着不容回旋的急躁。
毛主席收到信，没有立刻落笔，只托乔木带话“稍后详谈”。十八日会面时，萧军率先抛出问题：“党内外批评的尺度到底在哪？”毛主席答得冷静：“尺度就摆在事实面前，朋友射你弓箭，你先握住他的手。”短短一句，既给了原则，也给了下场台阶的法子。
谈到现实窘境，萧军抱怨“窑洞挤、油饼硬、纸张缺”，还点名某些人“投机出风头”。毛主席顺手写了三个名字，要秘书送往中宣部门：“这些麻烦得有人埋头清理。”的确，那个时期他并不主抓文宣，对延安文艺界生疏，萧军的坦率反而成了把照妖镜，把暗角里的尘灰晾到阳光下。
随后的二十多天，两人又见了三回。一次在月色下，一次在文协，一次干脆把陈云、凯丰也叫来，听作家、干部面对面掰扯。毛主席私下对人说：“萧军是把刀，锋利却易伤人，得把刀口用对地方。”而萧军的日记写道：“此人天生豪气，大智若愚，能坐能听，下笔又快。”
闲聊时话题飞到《红楼梦》。毛主席痴迷此书已久，身边至少备着二十多种版本。萧军好奇问：“书里人物何人得你欢心？”毛主席脱口而出：“贾宝玉。”说罢补一句，“他是革命家，自有一党。”这个评语颇出意料，却与毛主席看重的“反叛传统、同情弱者”暗合。贾宝玉背叛科举、厌弃仕途，在他眼中正契合“旧制度里裂开的第一条缝”。
酒后萧军偶尔抱怨“党内处分太苛”。毛主席举自己为例：“我也挨过十一回，一声不吭，这叫少数服从多数。”他并不粉饰艰难，只提醒对方“豆芽要成树，总得经雨”。这番话让萧军对“坚硬与柔韧”有了新感悟。
抗战结束后，萧军离开延安。多年后他回忆那段日子时提到，鲁迅教他“横眉”，毛主席给他“低头”，两种品质像两股力，同样重要，却各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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