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三月初，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弥散着淡淡的来苏水味。靠窗的床铺旁，八十六岁的张东荪轻轻搓着手，收音机里传出“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的新闻，他扭头对爱人低声一句：“还是我对了。”语气像是久旱见雨，带着几分倔强的欣慰。
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就认定中国若想真正自立于世界，终究绕不开与美国打交道。可惜，那样的主张在新中国诞生之初极易被归入“亲美”甚至“恐苏”的范畴。张东荪因此兜了一个漫长、曲折、甚至险些毁掉一生的大圈。
回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的怀仁堂。六百六十二位代表聚在一起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投票箱开启，五百七十五票中唯独缺一张。统计员满头大汗，四处翻点仍无结果。毛泽东笑了笑：“缺就缺吧，代表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那张空白票，后来被证实来自民盟代表张东荪。
他为什么不肯画那一票？原因说来简单，却也复杂。张东荪心里认同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奋斗，却又坚持自己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加计划经济。对他而言，领袖崇拜无助于制度设计，于是干脆保持沉默，那张空白成了个人信念的注脚。
可信念不等于现实。一九五〇年秋，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前夜，张东荪私下接触自称能与美方沟通的张志奇。“要是能劝住双方，不打最好。”他给对方递交一份政协委员名单，顺带透露九兵团赴朝的行军时间。张志奇其实是美方特务。信息外泄，给前线造成被动，也让张东荪陷入深渊。
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张志奇落网。口供直指张东荪。面对调查组，他辩解：“只想替国家找个台阶，绝无卖国心。”辩解归辩解，泄密毕竟板上钉钉。民盟火速开除他会籍，学界友人陆续避嫌。抓还是不抓？中央一度争论激烈。毛泽东挥笔写下：“其出发点总还是为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终，他保留北大教授名义，却被请回家反省。
从此，张东荪的生活像被按下静音键。晨起浇花，午后读书，偶尔在旧书堆里写点哲学札记。他不愿放弃对自由主义的研习，却也不再随意议政。身边熟悉的朋友渐行渐远，老同事见面只寒暄几句便匆匆告辞。多年沉寂，让昔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一功”显得遥远又恍惚。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未完全与时代隔绝。六十年代末，美国国内对越战的反思、新政府的现实考量，使中美接触渐露端倪。张东荪留心国际报刊，悄悄剪贴尼克松对华言论。“美苏对峙，总得有一方缓冲，中国不能永远被孤立。”他在日记里写道，字迹依旧遒劲。
时间来到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访华的风声传来，张东荪虽不再进出政界，却感到某种沉睡多年的预判正被验证。同行老友探视，他反问一句：“你看，局势是不是慢慢转了？”对方讪笑，没敢接茬。毕竟，那时候提起“联美”仍属敏感。
转折终于落地。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次年《联合公报》正式发布。这个消息通过广播传到病房，张东荪的眼睛瞬时亮了几分。旁人或许只看到一位耄耋老人微微抬头，他自己却仿佛听见半个世纪的回声——从北洋时期的课堂到怀仁堂从未写下的那一票，再到被误判为“特务”后的自辩，一切在这一刻得到片刻和解。
“你是真想开了？”妻子小声问。张东荪摆手：“人各有路，我的路走得乱，可方向没错。”这段对话不过寥寥数十字，却胜过万语千言。
三个月后，他在同一家医院静静离世，终年八十七岁。病历上写的是“心脏衰竭”，朋友们私下议论，他更多是耗尽了情怀。他那张空白选票与随后的一连串风波，像一枚嵌在新中国史册边缘的小钉子，扎人却也提醒人：信念与时代，总难轻易调和。
张东荪没有留下系统的政治遗稿，只有数十本哲学随笔与剪报簿。有人评价他“善始而不善终”，也有人称他为“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两种说法都对，也都不足。后人若要评价，或许一句简单的话已经足够——他活成了自己相信的样子，代价极高，却从未说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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