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谁是‘最好的领袖’？他也配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1933年2月，瑞金的一间会议室里，一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年轻人突然拍了桌子，那动静把屋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挨骂的那个人低着头，就在几天前，他还在福建前线指挥千军万马跟敌人周旋，这会儿却因为自己写的一份工作报告，成了众矢之的。
当时在场的人大概都以为，这不过是一场上下级之间的工作争执，顶多就是观点不同罢了。
可大伙都没看透这背后的惊涛骇浪，这哪是什么文字游戏，这分明就是一场要把红军老底子都要翻过来的大风暴的前奏。
那个拍桌子的年轻人，到底被哪几个字刺痛了神经？
02 上海来的“洋钦差”
要把这事儿说清楚，咱得把时间拨回到1933年的年初。
那时候的中央苏区，气氛怪得很，空气里都透着一股子紧张劲儿。
为啥呢？因为“搬家”了。
原本待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为那边环境实在太恶劣，待不下去了，一帮子领导就在1933年初，陆陆续续撤到了江西瑞金。
这帮从大城市来的领导里，领头的就是博古，大名秦邦宪。
这人那年才多大？26岁。
你看看这岁数，再看看他的履历，那真是坐着火箭上来的，满嘴都是苏联那套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说起马列主义来那是头头是道。
可问题来了，这博古一脚踏进苏区，看着满山遍野穿草鞋、背土枪的红军战士，他这心里头其实是犯嘀咕的。
这地盘是谁打下来的？是毛泽东。
这队伍是谁带出来的？还是毛泽东。
虽说在之前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军权，去长汀养病了，可你在红军队伍里随便拉个战士问问，人家认谁？
博古心里那个别扭劲儿就别提了，他觉得自己才是中央的负责人，是正统，可这地方到处都是“土包子”气息，跟他那套洋理论格格不入。
新官上任还得三把火呢，更何况是这种带着“尚方宝剑”来的大领导。
博古这火，不想烧也得烧，而且还要烧得旺，他得立威，得证明自己那一套“正规战”才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
当时国民党的十九路军正在福建那边折腾，形势挺严峻。
博古的战术思想很简单，就几个字：进攻，不顾一切地进攻。
他觉得红军得像正规军那样，跟敌人硬碰硬，御敌于国门之外，别老在山沟里钻来钻去，那是“游击习气”，是上不得台面的。
这理论听着是挺提气的，可苦了在福建前线干活的人。
当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叫罗明，这是个实打实的实干派，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主张根据地搞游击战的。
罗明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这一带跟敌人周旋，他太清楚咱们那点家底了。
那时候红军缺枪少弹，跟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打阵地战？那不就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磕吗？
所以罗明就坚持一条：敌进我退，敌驻我扰。
说白了，就是毛主席那一套。
这下好了，直接撞枪口上了。
博古到了前线视察，一看主力红军怎么都散在山里打游击？这哪有“正规军”的威风？
他当时就火了，指责罗明这是右倾，是逃跑主义，说这里的山沟沟养不住真龙，红军要去打大城市，要去抚州，要去南昌。
罗明是个直脾气，也是个倔骨头，他心里就在想，你这是没在前线挨过炸弹，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按你这么打，这点家底几天就得赔光。
03 一份报告引发的“血案”
罗明心里憋屈啊，这仗没法打。
前线的情况复杂得要命，光喊口号能把敌人喊跑吗？
为了把这事儿跟上头解释清楚，罗明决定写一份报告给省委，其实也就是写给博古看的。
1933年1月21日，罗明在连城新泉的一盏油灯下，提笔写下了那份后来震动整个苏区的《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
这报告写得那是相当实在，没有半句虚头巴脑的话。
他把前线的困难、敌人的强大、地形的限制，一五一十都摆出来了。
中心思想就一个：这时候搞正规战是死路一条，还得靠游击战发动群众，得按客观规律办事。
写到情绪激动的时候，罗明笔锋一转，写了一段发自肺腑的大实话。
他的原意是想表达：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来，光靠神仙也没用，谁来都救不了场。
他是这么写的：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这话糙理不糙，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客观条件不具备，天王老子来了也没辙！
罗明写完这报告，心里稍微痛快了点，觉得这下上级总该明白前线的苦衷了吧。
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博古的关注点完全跑偏了。
这报告一交上去，博古拿到手一看，前面那些分析战局的话他是一句没听进去，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九个字——“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
那一刻，博古心里的无名业火那是蹭蹭往上冒。
要知道，那时候博古正愁抓不到把柄来肃清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力呢。
你罗明倒好，不仅坚持搞游击战，还在正式报告里公然把毛泽东称为“最好的领袖”，还把他排在所有人的前面，甚至跟斯大林、列宁放在一块儿提。
这在博古看来，这哪是写报告啊，这分明就是在搞宗派主义，是在公然挑战临时中央的权威，是在给那个正在养病的毛泽东“招魂”！
这下性质彻底变了。
这就不是什么战术分歧了，这是政治站队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博古当时就冷笑了一声，说这所谓的“罗明路线”，其实就是“毛泽东路线”的变种。
得，一顶大帽子，就这么结结实实地扣下来了。
04 三天三夜的“车轮战”
1933年2月，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罗明路线”运动，就这么毫无征兆地爆发了。
罗明直接被一道命令撤了职，被人从前线拎到了省委驻地。
那场面，跟审犯人也没啥两样。
一群自诩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围着罗明，开始了轮番轰炸。
会议室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他们质问罗明，为什么要说毛泽东是最好的领袖？是不是对现在的临时中央不满？是不是想搞独立王国？
罗明刚开始还想讲道理，他说自己是在前线实地考察过的，游击战确实管用，敌人来了我们能跑，敌人走了我们能打，这有什么错？
可对方根本不听你讲事实，就抓着你的“态度”不放。
他们说罗明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是被敌人的气势吓破了胆，是目光短浅的农民意识。
这一斗，就是整整三天三夜。
你想想，三天三夜被人围着指指点点，精神压力得有多大？
但罗明是个硬骨头，他死活不承认自己反党，也不承认毛主席的战术是错的。
他觉得，事实就是事实，打仗是要死人的，不是在地图上画个圈就能赢的。
最后，博古他们看罗明这块石头是捂不热也砸不碎，直接下令：撤销罗明一切职务，送到党校去“反省”。
这事儿一出，整个苏区那是风声鹤唳。
谁都不是傻子，都看得出来，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打的是罗明，其实这巴掌是扇给长汀养病的毛泽东看的。
紧接着，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这帮跟毛泽东走得近、坚持实事求是的实干派，一个个都被拉出来批了一遍，史称“四大罪人”。
一时间，苏区里谁也不敢再说一句“游击战好”，谁也不敢再提“毛主席英明”。
整个红军的指挥系统，迅速换上了听话的、懂“洋理论”的人。
博古看着这局面，心里应该是舒坦了，他觉得这下“正规化”没人挡路了，红军终于可以像苏联红军那样，堂堂正正地打大仗了。
05 历史的回旋镖
结果呢？
老天爷是很公平的，也是很残酷的。
没了游击战，红军拿着那点破枪烂炮，去跟蒋介石的飞机大炮死磕。
第五次反围剿，打得那叫一个惨烈。
那是真刀真枪的血肉磨坊啊。
短短一年时间，中央苏区几年的积蓄几乎被打空了，广昌保卫战，战士们的尸体堆得像小山一样。
曾经生龙活虎的红军，被逼到了绝境。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放弃瑞金，开始长征。
说是长征，其实初期就是大搬家式的逃跑。
湘江一战，八万红军愣是被打得只剩下三万多，那条江水都被染红了，那是多少年轻娃娃的命啊。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正规战”带来的“福气”吧。
说来也是讽刺。
那个因为说了句“最好的领袖”而被批斗的罗明，坐在冷板凳上，眼睁睁看着红军一步步走向绝境，心里不知道是啥滋味。
而那个不许别人叫“最好的领袖”的博古，最后却把家底都要赔光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但会议室里的火药味比哪里都浓。
看着满屋子愤怒的将领，听着大家对瞎指挥的控诉，看着那份惨重的伤亡名单，博古终于低下了他高昂的头。
事实胜于雄辩，再漂亮的理论，在血淋淋的失败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他不得不交出指挥权。
交给谁呢？
还是交给了那个被他贬得一文不值、被他认为只会钻山沟的毛泽东。
历史这记回旋镖，扇得是真响，也真疼。
事实证明，罗明当年那句话还真没说错。
在那个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能救红军、能救党的，还真就是那位“最好的领袖”。
至于博古，虽然犯了大错，但后来在延安也算是痛定思痛，承认了自己当年的幼稚和教条。
1946年4月8日，博古乘坐飞机遇难，结束了他复杂的一生，那时候他也才39岁。
而罗明呢，虽然历经坎坷，受了半辈子的委屈，但一直活到了1987年。
当他晚年回忆起1933年那场无妄之灾时，看着新中国的日新月异，或许会淡淡一笑。
有些人拼命想把真龙按在水里，非说那是泥鳅，可真到了风雨大作的时候，能飞上天救命的，还得是真龙。
你说，谁才是“最好的领袖”？
历史早就把答案写得清清楚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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