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的一个闷热午后，北京中南海里人影匆匆，周恩来在接完一通加密电话后，眉头紧锁地对秘书低声说：“看来，得请人马上飞去上海。”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名字是宋庆龄。就在十几分钟前，他已收到毛泽东批示：江青将赴沪探望宋副主席，顺带传达“最新精神”。这成了后来一场微妙交锋的前奏。
熟悉宋庆龄的人都记得，她身披旗袍的背影总带着旧民主革命时代的倔强与温和。此刻，她暂居在淮海中路的住宅里，桌上摊着列宁全集英译本，身旁却放着最近几天刚刚收到的多封求援信。熊熊燎原的“破四旧”风潮已将无数人卷入风口浪尖，上海也不例外。宋庆龄不止一次嘀咕：年轻人闹可以，伤了无辜可就难收场。
7月18日清晨，江青抵沪。草绿色军装、黑框眼镜，神情凌厉。她甫一下车，便扶了扶肩章，对身边工作人员交代，“时间紧，先到宋公馆”。此人当时炙手可热，所到之处无不肃然。沿途有人窃窃私语：“这可是夫人亲自南下，怕是有大动作。”
同日下午，江青踏入那座陈旧的淮海公馆。竹影摇曳，猫步轻盈。客厅里，宋庆龄已起身相迎，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却难掩几分疲惫。礼节性的寒暄后，江青话锋直指时局，“夫人，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这是多么难得的形势呀！”声音高亢，尾音拖得老长。
宋庆龄默默听完，抿了口清茶。她没急着回应，目光扫过院内残存的碎玻璃——那是几天前红卫兵沿街砸店铺留下的痕迹。短暂沉默后，她轻声开口，却带着不容辩驳的坚定：“热情可贵，但行动应有所控制，不能再让无辜者受伤。”
房内瞬间温度像被抽空。江青脸色微变，嘴角的笑意僵住。随行人员屏息，空气里能听见座钟的秒针走动。数息之后，江青用略显生硬的声调敷衍：“夫人放心，一切自有安排。”说完，她草草告辞。原本计划的长谈，只剩不到二十分钟。
江青前脚离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已收到她的简短汇报。然而真正记住这次会面的人，是宋庆龄身边的秘书陈宝芬。她回忆，夫人那天关上门后只叹了一句：“骄兵之气，最难驾驭。”随即提笔给周恩来拍电报，请求中央对红卫兵的行动做“即时、必要的引导”。
周恩来看完电报已近午夜。他早在六月末就拟过一份“重点保护名单”，名单首位正是宋庆龄。想到这一层，周恩来握笔稍顿，批示：“即转文革小组，慎重对待。”不久，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杨德中接到任务，严防任何人闯入宋公馆。那座清末王府因而得以幸免。
不过外省的局面却没那么幸运。南京某高校的学生竟扬言炸毁中山陵前的铜像，理由荒唐却声势汹汹。事情惊动国务院，周恩来连夜电话，勒令地方“立刻制止，后果自负”。铜像保住了，风声却更紧。
狂飙突进之中，一个细节常被忽略：同一年的8月，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合葬墓遭到损毁。石碑被砸、花木连根拔起，现场一片狼藉。得知此讯，她先是愣住，继而控制不住发抖，只一句：“这是对历史的羞辱。”第二天，周恩来责成上海革委会修复墓园，并重新树碑。然而，碑文上原有的六个子女姓名，被删至只剩她一人。
这一连串风波让宋庆龄的身体每况愈下。她的湿疹复发，手背溃烂难合，睡前只能靠安眠药压住神经。1975年春，她还在为周恩来攒鸽子蛋，盼他转危为安；偏偏江青时常出入医院，对医护指指点点。宋庆龄私底下向友人写信，第一次用了“泼妇”一词，“只盼总理清净，奈何……”字里行间，忧愤难掩。
1976年1月8日深夜，北京医院灯火不熄。清晨六点，人民日报社将讣告定稿送达中南海。广播里传出“周恩来同志逝世”时，远在上海的宋庆龄怔怔坐在收音机旁，半晌未语。次日清晨，她即刻飞往北京。那场告别，她拄杖而立，面色苍白，额头青筋暴起。离开病房时，她只是低声道：“君子之泽，后来者当记。”
没过几天，关于她“违反礼仪”的风声四起。有人揣测她“借丧礼抬人”，有人说她“情绪失控”。这些指责击中了她的最后一份耐心。2月初，宋庆龄向人大常委会口头提出辞去副委员长职务，准备回沪养病。专机日期拟在27日，可又被反复劝阻。她沉默良久，仅回一句：“且看吧。”
同年7月6日，朱德逝世。她强撑身体北上参加追悼会，结束后立即返回南方。照料她的医生发现，老人心脏杂音明显加剧。更糟的是，不久后突获噩耗——毛泽东于9月9日逝世。首都沉浸在低沉哀乐里，宋庆龄出席仪式时几近虚脱，工作人员赶紧扶她坐下。那一刻，谁都明白，这位见证共和国诞生的“国母”已心力交瘁。
10月，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传来，惶惶十年的阴霾似被北风一扫。上海永福路的石库门里，宋庆龄静静地把玩着那枚周恩来早年送她的徽章，嘴角终于浮现久违的微笑。她没再提辞职，随后还接受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国家副主席的提名，只因新局初开，需要有人镇得住场。
回望1966年那场短暂而刺耳的会面，人们才懂得宋庆龄的警示多么切中要害。“行动应有所控制”八字，说得轻，却重若千钧。十年风雨过后，这句话像铁轨上的警示牌，提醒后来者：激情可以澎湃，理性更需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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