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漫谈
作者：罗玉哲，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周拓毅， 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去年十月的一个傍晚，小智君从日本东京都丰岛区的池袋车站（Ikebukuro Station）西口出来，本想去常去的那家湘菜馆吃饭，却看见几个右翼分子举着“中日断交”的标语在路口叫嚷。
这不是个案。
自从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整个日本的社会氛围确实出现了变化——街头的政治标语增多，针对特定群体的言论也在上升，连新闻媒体都开始将各类社会议题往特定方向引导。
大米涨价、动物外交、自然灾害，似乎什么话题都能被纳入某种叙事框架。
▲ 东京 23 区本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图源/NHK News）
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小智君认为，要理解这种氛围，或许需要从那些关于日本的流行叙事与刻板印象入手，剖析其社会表象之下的运作机制。
“干净”表象下的行为逻辑
“日本街头特别干净”。
这个说法在国内曾经很有市场。但基于小智君在日本长期的社会观察发现，事情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
以日本东京都杉並区高円寺站（Kōenji Station）为例。车站南北广场白天确实维持着整洁的状态，但一到傍晚清洁工下班后，酒瓶、烟头、废纸就会迅速出现，几乎铺满整个广场。
▲ 日本高円寺站（图源/作者实景拍摄）
在郊区或高速路边，那些积累多年的塑料袋往往集中堆积在护栏边缘，形成鲜明对比。
▲ 日本高速路旁的垃圾（图源/作者实景拍摄）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素质高低，而在于行为选择的场景依赖性。
观察显示，多数人不会在公共视线范围内扔垃圾，但会选择在监控盲区或人流稀少处处理垃圾——车站卫生间的置物台就是典型案例，经常能看到醉酒者留下的酒瓶。
这种行为模式背后的文化逻辑值得玩味：“只要未被发现，就不构成违规”。
这种文化的核心机制在于：避免在公共场域暴露不当行为，因为一旦暴露，将面临严重的社会惩罚机制。
今年一月高市早苗卷入的邪教丑闻就是典型案例。在周刊杂志曝光其事务所隐瞒购买相关活动门票后，原定于 2 月 1 日参加电视辩论节目的她，在节目开始 9 分钟后才以“手腕疼痛需要治疗”为由宣布缺席。
这种应对策略的底层逻辑清晰可见：通过回避公开场合，来避免直面不利证据的质询。
“礼貌”系统的权力编码
对于短期访客而言，日本服务业的鞠躬和标准微笑确实容易产生好感。但长期观察会揭示这套"礼貌"系统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 图源/Web Japan
在实际运行中，这套系统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对外展示标准化的礼节，另一方面在认为顾客不懂日语的情况下，当面发表负面评论的店员也并非少数。每个执行者对"礼貌标准"的理解和执行都存在差异。
小智君在高円寺某卡拉OK观察到的案例颇具代表性：在简单询问朋友所在包厢位置后，服务人员立即改变态度，敬语消失，在点单环节直接无视顾客话语，重复喊道：“点单！点单！点单！”
核心问题不在于具体行为本身，而在于这些"礼节"所承载的社会功能。
从社会学角度看，日本社会的"礼貌"往往不是简单的友善表达，而是一套复杂的权力关系编码系统。特别是在等级关系中，礼节更多地用于标识和强化地位差异。
▲ 日本职场的鞠躬角度等级（图源/Nippon）
图注：在日本，鞠躬弯腰的角度与表达敬意（谢罪）深浅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
- 右侧（会釈・15 度）： 轻微的点头礼，用于日常打招呼或擦肩而过时，表示基础的礼貌。
- 中间（敬礼・45 度）： 标准的商务鞠躬，用于客户接待、会议开始或感谢时，表示正式的尊重。
- 左侧（最敬礼・90 度）： 最高级别的鞠躬，弯腰接近 90 度。通常只出现在犯了重大错误需要深度谢罪（道歉），或面对极高地位人物时，代表着“最高敬意”或“极度惶恐”。
小智君的同学在学校的开学典礼就观察到过一个极端但具有代表性样本：典礼前三小时，新生被要求反复排练 45° 鞠躬，动作不标准者会被记录姓名。当校长在众人簇拥下入场时，数百名学生集体执行标准鞠躬礼。
这种仪式化的权力展示，将等级关系以视觉化方式具象呈现。
而对陌生人的态度则展现出另一个维度。近年来媒体频繁报道的“故意撞人男”（ぶつかり男）现象，就是典型的反向案例——这些人专门在人流密集区域推搡、肘击路人，制造冲突后迅速离开。
▲ 撞人新闻（图源/雅虎日本新闻）
图注：这种被称为 “撞人的一代（ぶつかりおじさん）” 的现象正成为日本新的社会问题。推文标题：“撞人大叔”急增——为何中老年男性要故意在街头冲撞路人？（作者：筑波大学教授 原田隆之）推文内容：近年来，在车站或繁华街区，意图明显地用身体猛烈撞击路人（且多针对女性）的中年男性案例激增，已演变为社会问题。根据富士新闻网（Fuji News Network）的调查，竟有 14% 的受访者表示“曾被故意撞过”，6% 的人曾目击过此类事件。
在这种情境下，那套标准化的“礼貌”系统完全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对陌生人的匿名攻击性。
“道歉文化”的语言陷阱
同样，“日本人爱道歉”这一印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语言学误读。
日语中最常用的“对不起”（すみません）实际上具有多重功能：道歉、搭话、感谢，且后两种使用场景的频率甚至高于道歉本身。
因此，其真正表达歉意的比例远低于外界想象——该表达仅仅只是一个多功能社交语言工具。
更重要的是，在“耻感文化”这一框架下，认错行为本质上等同于在公共领域自我暴露缺陷。
这种暴露会触发严厉的社会惩罚机制。因此，除非证据确凿到完全无法辩驳的程度，因此，除非在证据确凿、无法转圜的情境下，明确的“谢罪”通常是最后选项。
前述的电视节目缺席事件正是这一机制的实践案例：若参与节目，必然面对相关质询——否认则会陷入证据包围，承认哪怕是微弱关联也可能导致政治生涯终结。
▲ 高市早苗发表讲话时展示其受伤右手（图源/Japantimes）
在这种两难困境中，回避成为最理性的策略选择，认错只会在所有其他选项都失效时才会出现。
转型压力下的社会心理
从社会学视角看，这套行为逻辑系统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高度自我约束的运作模式。
而当前的宏观环境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在国际层面，战后建立的安全框架面临重构压力，支柱产业遭遇新兴力量的竞争挑战；
在国内层面，劳动力短缺导致大量外国劳工涌入，改变了电车、商店、工厂等日常空间的人口构成，本地居民不得不频繁与外来群体互动。
在内外双重压力的叠加下，集体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
而这种焦虑需要寻找释放渠道——于是便呈现为街头政治标语的增多、媒体叙事的定向引导，以及针对特定群体的各类社会动作。
▲ 图源/南华早报
这不是简单的民族性格问题，而是社会系统在面临结构性转型压力时的应激反应模式。
原本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耻感文化”机制，在外部压力积累到一定阈值后，反而成为情绪积压的容器——表面上越是强调礼节和体面，内部的张力就越容易以扭曲的形式寻找出口。
于是，我们或可观察到一系列看似迥异的现象。这些日常生活中极易被感知的，对规范偏离的的微妙氛围变化，都是同一个社会心理机制在不同场域的表现形式。
这并非“耻感文化”的直接结果，而可能是当维持“耻感”与“体面”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集体焦虑所寻找的多种溢出路径。
理解这套运作逻辑，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当下日本社会正在发生的现象。
撰稿：罗玉哲 周拓毅
责编：邵逸飞
图片来源：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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