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的北京，北平城墙在冷风中沉默无声，中央人民政府刚刚成立的第十九天，毛泽东临时召集了一场紧急会议。会场里电报机嗒嗒作响，一份来自上海的密电把所有人的目光都拉回到那个刚从战火硝烟里解放出来的大都会——银元狂潮再起，纱布粮价齐飞，上海似乎又一次被暗流推向悬崖。毛泽东沉思片刻，转身给随行人员留下一句极轻却透着分量的话：“把陈云同志请来。”

上海的危局并非突然降临。5月27日解放军跨过苏州河的枪声还在耳畔回荡，市政大厅里的欢呼声却很快被市场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掩盖。银元投机商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疯狂收购法币，抬价银元，几天之内兑价翻了数倍。行伍出身的老百货店长摇着头，低声对伙计说：“这钱早上拿去买米，晚上就不值了。”民心惶惶，铺面关门，工厂减产，上海的街巷如同大锅，沸得让人心惊。

更可怕的是外部压力。舟山群岛尚在国民党手中，他们堵住东海航道，汽柴油、原棉、橡胶大批积压在外港。英美船东趁机抬杠，要以军舰护航为条件进入上海。陈毅听罢，拍桌而起：“中国的海口岂容人家说来就来！”话音落地，外电也截获了这句硬气表态。

内忧叠加外患，南方棉纱、北方粮价双双起舞。到了10月中旬，天津面粉价格已涨到六月底的两倍多，上海的棉纱更在一月之内翻了将近四倍。有人幸灾乐祸：“红色政权打仗行，管钱不行。”市面谣言越滚越大，投机资本趁机搅局。

摆在新政权面前的，是一场没有硝烟却生死攸关的较量。毛泽东最清楚这种“经济淮海战”的危险系数，他对周恩来低声道：“军事打得赢，财政也得打得赢。”周恩来会意，立刻电邀陈云连夜进京。此刻，离陈云抵沪调查不过三月，他对上海行情的账本已然翻得烂熟。

夜半灯火下，陈云摊开笔记，开门见山：“主席，南是纱布，北是粮食。敌人在囤货、抬价、制造恐慌。我们要打，得分主辅战场——主攻上海，副击天津。” 毛泽东微微颔首，随即发问：“手里有多少底牌？” 陈云报出数字，又补上一句：“但愿一步到位，拖久了，伤的是市民。” 毛泽东在台历上画了个圈，语气低沉：“要陈毅同志守口如瓶，时间一到，全力出手。”

其实，这张底牌早在七月就开始筹码堆叠。中央财经委员会挂牌的那天，陈云开玩笑说自己像“马路边摆摊的小贩”要来管全国大买卖，台下的章乃器、马寅初莞尔而笑。大伙儿心里清楚，眼前这位瘦高个子，曾在苏北七战七捷的艰难岁月里稳住后方供给，此番再披甲，绝非儿戏。

第一批动作是“放冷货”。十一月初，上海国营花纱布公司悄悄把仓库里数月无人问津的滞销品倾入市场，价格与坊间行情持平。投机商见有利可图，一股脑儿吃进，仓库很快清空。几天后，第二步启动——国营工厂按市场价批量抛出紧俏的棉纱。中间商咬牙加码，路边茶楼里传来窃笑：“共产党把宝贝都拿出来了，明天准得再涨一截！”

就在对方自以为稳操胜券时，第三步骤然展开。11月26日清晨，上海、天津、武汉、沈阳五地国营公司同步把大批棉纱、白米、煤炭压价倾泻，官方银行再收紧放款，民间高利贷网一夜之间断血。市场如同被拔掉闸门的水库，价位直线跳水。前些天还把纱布当作白银的“纱老爷”们，仓库塞不下，码头也排不进，只能捂着肚子往外抛货。有人半夜抱着布票冲进商行，却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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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粮价也在同一时间段被“空投”粮食砸穿。大车小船昼夜进城，白面和大米堆到码头岸边，抢粮的人潮一下子冷了。官僚资本的算盘落空，短短十来天，南纱北粮两个主战场就此平定。11月下旬，上海市场棉纱指数跌回六月水平，人民币重新站稳脚跟。街边小贩改用“人民券找零”，底层市民长出一口气。

胜利的消息送到中南海，周恩来翻着电报，对毛泽东轻声说：“陈云算准了时机，连天津的粮行都服气。”有人提议发嘉奖令，毛泽东却并未急于表扬，只淡淡叮嘱：“注意保密，不留痕迹。先让资本家自己把账算清。”

有意思的是，战后盘点存货，政府仓库里的紧俏物资并未明显减少。原来第二步抛出的“大路货”多是紧急筹集来的鲜货，却被高价扫荡一空。投机商吐出纱布时，国营公司又以更低价回购，反而赚回了周转金。负责调运的铁路局职工事后感慨：“这场仗打得比抢桥头堡还要精。”

在官方文件里，这场行动被称为“统一棉纱战与平抑物价战役”。然而，在私下茶余酒后，干部们更乐于称它为“经济上淮海战”。如果说三大战役把国民党推向崩溃的军事深渊，那么这一次，则是把潜伏于市场里的暗流连根拔起，让新政权争取到了最宝贵的社会信任。

毛泽东对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总结语流传了下来：“手里有粮，市面有布，老百姓的日子就能踏实。”那一年，雪落北平，上海外滩依旧灯火璀璨，只是券商和财阀再也不敢妄言“财经打零分”。一场金融风暴化于无形，新中国的旗帜愈发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