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5日凌晨，鸭绿江口雾气弥漫，40军军长温玉成在一盏马灯下匆匆划着作战图。几小时后，他的118师和120师将在两水洞首开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枪。没人料到，这位身材敦实、说话带着客家口音的将军，十八年后会受命执掌京畿防务，迎来那场出人意料的“没通知你吗”的对话。
两水洞的枪声刚一响起，炮火在山谷间炸裂。美韩军队依仗火力强推，温玉成却指着高地说：“不管多大动静，钉死这里！”短句沉甸甸。三天两夜，40军硬是撕碎敌人先头部队，打出5600多人的战绩，也把“10月25日”这一天永远刻进了志愿军史。
战后总结会上，彭德怀笑得畅快：“首战告捷，40军露脸了。”他还当场宣布：10月25日为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一句“这是四十军的光荣”，让台下的官兵热血翻涌。温玉成却只挠挠头，回营地又钻进防空洞，研究下一步战斗。
抗美援朝五次大战役，40军样样不缺席。横城歼敌万余，临津江破防线，南汉江夜渡追击，五次战役穿插六十公里——这串数字，在军功簿上闪闪发光。到1953年7月回国时，40军战史统计“毙伤俘敌四万余”，其中每一次战术调整、每一次强行军，都写着温玉成的手笔。
然而，这位“志愿军十大虎将”并非天生的“常胜将军”。1932年，年仅17岁的他还只是兴国县长冈村的赤脚伢子。三年后，西路军远征，他在高台负伤，被俘又逃出重围，靠一根木棍敲着冰面走了上百公里才追上部队。凡此种种，练就了他日后“命令一下绝不含糊”的行事作风。
进入抗日战争年代，他先在抗大当区队长，又到苏南沙洲带领警卫一团抗击日伪。当沙洲四面围敌、退路被封时，好几位干部犹豫撤不撤，他蹲在地图前一句“反正要杀出去，咬牙就是了”定下夜渡南横套河的突围计。赶潮汛，拆浮桥，捆绑腿布，借暗流漂渡，终保住了两百多名骨干。
1946年冬，他在东北深山带着一个架子团打土匪。半年后，兵力翻了十倍，还把稳定区乡政、建立地方武装全都理顺。林总第一次见到他，就留下“能打硬仗、能打主动仗”的评语。此后德惠、四平、锦州，温玉成指挥的独立二师、三十四师连拔碉堡，开缺口，硬核得让对手记住了这位江西汉子的名字。
1955年，军衔制恢复，他顺理成章地戴上中将领花。几年后转任广州军区，主持参谋业务，被部队说成“从战壕到地图桌”，可他依旧一口金声：“凡是命令，照办就是。”林帅向中央举荐此人出任总参副总长时，用词极简：“能打仗，能领兵，可靠。”毛主席看了材料，只说一句：“就让他来北京吧。”
1968年3月，一个北京春寒料峭的上午，人民大会堂东侧的走廊里青烟缭绕。毛主席夹着烟，一眼就看到迎面奔来的温玉成。“主席好！”军礼迅速而标准。主席眯眼，半带玩笑：“你一个人来？单枪匹马？”温玉成怔了怔：“主席，我去哪里啊？”“没通知你吗？让你去卫戍区，掌京城安危。”八个字，如山压顶，却也让这位历经硝烟的老兵眼眶发红。
北京卫戍区，是首都的盾牌。那一年风云诡谲，南来北往的列车里充斥各种消息。温玉成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到各团连驻地住了半个月。每天夜里，他摸着手电筒，细数暗哨分布，口头交待一句：“哨兵只听命令，不听风。”官兵们见这位新司令吃大灶、睡行军床，悄悄喊他“老温”。
履职两年，首都风浪几度起伏。有人问他：“最怕什么？”他摇头：“怕什么，就怕自己糊涂。”于是坚持每天两次将街面、驻军、要害部门的最新情况打成简报，亲自进中南海汇报。毛主席听完常说一句：“好，好。”外界传言很多，温玉成只认文电和命令。
有意思的是，他当年在安徽、粤西下乡时练出的泥腿本领，如今派上了用场。大风雪封闭京郊，他卷起棉衣，带着警卫员趟雪查岗；遇到士兵情绪不稳，他一边拍肩膀一边笑着说：“打过仗的同志，别把首都的灯火当成礼花，守土同样是战斗。”几句大实话，效果比严厉条令还管用。
1970年，国家调整大军区领导班子，温玉成南下成都。临行前，他去向主席辞行。这一次没有烟雾萦绕，主席仍是那副慈祥又深沉的神情，只简单叮嘱：“到西南，多做工作。”温玉成点头，一如既往答“保证完成任务”。
在成都军区，他推行山地合成营试点，比照当年朝鲜火线经验改进野战指挥车，几十年后被视作先声。1983年离休转南京，身边人见他每日清茶小菜，不由感叹：“老首长打了一辈子仗，还这么简朴。”他摆摆手：“当年饿着肚子也照样行军，日子能简就简。”
1989年10月29日清晨，74岁的温玉成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悄然合上双眼。病房窗口，秋色正盛，梧桐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医护交接班时发现，他床头柜里只有一本发黄的《三国志》、一支铅笔和随手记录的军史笔记。
自长冈村少年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在红军、新四军、东北野战军、志愿军、解放军几十年辗转征战，留下的却是简单到近乎朴素的行囊。历史写下姓名，炮火镌刻勋章，至于他自己，似乎从未在意声名，只在意能否第一时间接到“通知”，然后拔腿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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