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上军政委带妻儿回老家，多年不见，哥哥见到后有点不知所措|军政委|副司令|吉安|警卫

1949年深秋，赣江边的稻浪刚收割完，吉安城外的官道上出现了一支小小的车队。灰尘被车轮卷起，却压不住人们的好奇——一位穿着四野军装的中年军官，怀里抱着幼子，身旁搀着夫人，正沿着乡间土路往北而去。路边老人眯起眼细看，忽然惊呼：“那不是吴家小善么？”

那一年，吴富善三十八岁，刚刚接任第四十四军政治委员。南下大军解放赣南，他趁部队休整的空当，向军部递了张字条：回家看望兄长，三日即返。作战处原想再拖，毕竟战事紧急，可司令员摆摆手：“让老吴走一趟吧，十几年没见家门，他心里有杆秤。”

从吉安军分区抽来的吉普一路护送。途中，父老乡亲听说“吴政委回来”，纷纷送上红薯、鸡蛋，几个小孩追在车后喊着“解放军叔叔好”。吴富善将鸡蛋分给警卫，自己只留一颗，剥给襁褓里的女儿。夫人轻声埋怨：“留一点给你吧。”他笑了笑：“前头还有仗，可不能把口粮都吃了。”

车子拐进坪田村，天光已暗。茅屋前的一盏马灯晃荡，照出一张写满风霜的脸——那是大哥吴富成。兄弟俩隔着多年尘土对望数息，谁也没先开口。终于，军大衣“唰”地落地，吴富善快步上前：“大哥，我回来了！”吴富成怔了半晌，粗粝的手掌抚上弟弟的肩膀，红了眼圈：“你长成这样，我差点认不出。”

屋里屋外挤满了邻里。嫂子端出一钵腊肉，炖得喷香。乡亲七嘴八舌问前线，问北平，问天津，问还有多久打完仗。吴富善不愿多谈机密，只含糊一句：“快了，大家能过上好日子。”他提起碗，夹起那片最肥的肉递给大哥：“当年要不是你遮着我，我早被团丁抓走。”大哥摆手：“要说功劳，是你把老百姓从苦里拉出来。”

短暂停留，却足以让村民见识到当年的放牛娃是何等人物。第二天一早，吴富善将夫人孩子托付给大哥，让他们暂住老屋，等局势安稳再接往北方。出门时，嫂子偷偷塞给他一双粗布袜：“路上冷，莫叫脚受冻。”他郑重收下，转身上车，车窗外是嫂子抹泪的背影。

这趟匆匆返乡，为何如此重要？要追根溯源，还得提及1925年的那堂夜校课。少年吴富善在煤油灯下第一次听到“工人有自己的力量”这句话，心口像被火点着。三年后，南昌起义部队路过吉安，他跟着游击队扛起枪，迈进革命的大门。再往后，瑞金的泥墙会议室、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延安窑洞里的烛光课堂，一幕幕为他镌刻下“红”字烙印。

1938年的神头岭伏击，他与徐深吉配合，一战打破日军迂回包抄的阴谋；1946年入东北，他带领独立师夜袭满洲里车站，断了敌运输线；齐齐哈尔解放时，零下三十度，他靠屋檐下冻僵的半截黑面包撑了三天。有人打趣：“别人靠钢刀，他靠一口气。”吴富善只笑着摆手，眉眼淡淡，像吹过荒原的寒风。

东北平定后，中央考量南北战局，决定抽调精锐南下。第四十四军奉命急行军一千里，连续攻克宜昌、湘潭、南昌。前线线报飞来，蒋军余部在吉安集结。吴富善伏在地图前划线，笔尖停在家乡一带，沉默许久。师长看在眼里：“政委，要不要调路？”吴富善答得干脆：“作战第一，家事从简。”

也是因此，等到南昌战役尘埃落定，他才争得那三天假。对于军人而言，亲情往往要靠战场上抢来的缝隙来延续。归途中，他对警卫说：“共产党人也有人味，只是走得远了，味道淡些。”警卫咧嘴：“您一回来，乡亲们可把饭桌抬到院子了，味儿又回来了。”

行至1950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空军更是从无到有。中央军委点名调吴富善进空军，理由简单：战役意识强，政治工作硬，还懂得培养青年骨干。面对陌生的蓝天事业，他直言：“不懂就学，飞机也得讲政治。”说到做到，他翻遍苏联教材，又请老飞行员手把手讲解，硬是把陆战经验转化成空战指挥要领。

1955年，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仪式上，吴富善脖颈一挺，从毛主席手里接过中将证书。那一刻，他没有想起自己冲锋的场面，却想到了老屋檐下那双粗布袜子。授衔后，他调任空军某军副司令，主管训练。一次飞行安全会议上，他拍桌子：“制度不严，空中再掉一架机，就是掉一条命！”年轻飞行员服气，称他“会打仗的老政委”。

1964年，空军学院换届，吴富善接任院长。他强调模拟对抗，要求飞行员背《孙子》《兵要》。有学员不解，他回一句：“天空打仗，地上用脑。”那股子务实劲，让许多后来著名的空军将领都敬他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