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73年的北京城。
一位花甲之年的老妇人，终于见到了那个打从香港飞来的中年人。
老太太心里发紧，脸上神色那是变了又变，一张嘴，没问寒问暖，反倒问了一句：“你看我这张脸，还认得不？”
这话乍一听挺客气，可细琢磨，全是生分，全是心酸。
老太太名叫黄杰，那会儿已经是纺织工业部的头头，家里的那位更是大名鼎鼎的徐向前元帅。
那男人叫郑庆飞，是香港那边有头有脸的大老板，一开口，普通话里夹着浓浓的粤语味儿。
这一对亲母子，算起来，整整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能把这对地位天差地别、仿佛活在两个世界的人重新拽到一块儿的，是一个消失了太久的名字——郑德。
要是把日历翻回1940年，郑德这两个字，在中国航空圈子里，那是响当当的招牌。
可偏偏他这辈子，净干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
按常理说，郑德压根就不该去闹革命。
1911年，他出生在汕头的一户大富之家，家里金山银山，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
1930年，他考进了广东航空学校，一毕业就成了国军空军的飞行员。
搁那个年头，飞行员那是啥？
那是天上的星星，工资高得吓人，地位还没得说，只要稍微混混资历，这一辈子荣华富贵是跑不了的。
可郑德心里有本账，怎么算都觉得亏。
“一二八”淞沪抗战那会儿，眼瞅着老同学开着飞机上去跟日本人拼命，血洒蓝天。
他在后方急得直跺脚，几次三番写血书要去前线。
结果呢？
上头的命令下来了：都在原地待着，心思要花在“剿共”上。
这对郑德来说，简直就是脑子里那根弦断了。
穿军装是为了打鬼子，哪是为了把枪口对准自家人的？
既然这地方道理讲不通，那就换个讲理的地方。
他先是跟着十九路军在福建折腾反蒋，事儿没成，流落到了香港。
在那儿，他碰上了同样不得志的广东老乡叶挺将军。
这一碰面，路子彻底变了。
靠着叶挺的引荐，这位昔日的阔少爷、国军的王牌飞行员，一头扎进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进了新四军。
这买卖做得风险太大了。
放着现成的舒坦日子不过，非要去钻深山老林、啃窝窝头，还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可在郑德眼里，只有这帮人是真正在跟日本人死磕的。
这买卖，划算。
就在新四军里，他碰上了管服务团女生队的黄杰。
两人心意相通，没多久就成了两口子。
要是故事到这儿就停了，也就是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
可到了1939年，风向变了。
那会儿延安那边也回过味儿来了，天上没飞机，地上就得光挨揍，必须得攒自个儿的飞行班底。
于是挑了43个精干的干部，要去新疆航空队学本事。
这步棋下得那是相当深远。
当时新疆是军阀盛世才的地盘，这家伙为了讨好苏联，装出一副很进步的样子。
我党就借着这个空档，利用苏联的帮忙在那边弄了个“航空训练班”。
郑德本身就会飞，还有实战底子，顺理成章地当了班长。
周总理亲自做的安排，郑德只能狠心告别了肚子里已经有娃娃的黄杰，踏上了去大西北的路。
谁承想，这一走，就是永别。
后来不少人都说，郑德这个“班长”的分量太重了。
现在官方给的说法是：“我党独立办航空训练组织的头一回尝试”。
说白了，咱人民空军最早的那块基石，就有他一份。
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只要新中国成立那会儿他还活着，空军的高级将领里，肯定有他的位置。
无奈啊，老天爷不讲情面。
1940年，局势突然坏了。
蒋介石那边开始疯狂反共，盛世才这个随风倒的墙头草也开始往国民党那边靠，磨刀霍霍准备对新疆的共产党人下手。
中央反应那是相当快，命令就一个字：撤。
可怎么撤？
这可是个大麻烦。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大伙儿逃出了盛世才的手掌心，可路途遥远，只能分批走。
这又是一次在那生死簿上抓阄。
郑德带着的第一批人，点儿背到了极点，在陕西长武县附近一头撞上了国民党的大部队，一个没跑掉，全被扣了。
后面那批人呢，虽说也是吃尽了苦头，有的甚至装成叫花子要饭，可最后好歹活着回到了延安。
抓住了郑德，国民党那边乐得嘴都合不拢。
为啥？
因为他不是那种扛枪的大头兵，他是开飞机的，是宝贝疙瘩。
国民党那边心里跟明镜似的，培养这么个飞行员得往里填多少金条。
所以在监狱里熬了那八个月，敌人玩了两手阴的：一边是皮鞭老虎凳，往死里折磨肉体；另一边是高官厚禄，想把他的魂儿买过去。
郑德心里的算盘珠子一直拨得很清。
他晓得这回是活不成了。
要是低头，命能保住，没准还能上天飞，可那就成了行尸走肉，成了让人戳脊梁骨的软蛋。
在牢房里，他写下了那封有名的绝笔信，里面有句话大概是这意思：别老想着我…
只要革命的大业不停，我就算死了也跟活着一样！
虽死犹生。
这就是他最后摊出来的底牌。
国民党那边一看这人软硬不吃，彻底没了耐心。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偷偷摸摸把郑德给害了。
这封信几经周折传到黄杰手里的时候，日历都已经翻到1942年了。
这时候的黄杰，碰上了一个要命的难题。
男人没了，自个儿带着还在吃奶的儿子郑庆飞，窝在战火连天的延安。
那日子苦成啥样？
现在的年轻人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这孩子咋养活？
黄杰咬着牙，做了一个当妈的最不忍心、但在那时候又是最明智的决定：把郑庆飞送走。
送哪儿去？
送回香港，交给郑德的亲哥养着。
这决定太钻心了。
一边是身上掉下来的肉，一边是能不能活命的现实。
留在身边，孩子搞不好得跟着受罪甚至送命；送去香港，虽说母子连心却见不着面，但那是郑家的老窝，孩子能活命，还能念书识字。
这一送，就是三十年音信全无。
后来，黄杰跟徐向前组了新家。
可那个远在香港的儿子，就像根刺一样扎在她心里头。
建国以后，因为各种原因，再加上郑家在香港那是资本家，身份挺敏感，黄杰只能把找儿子的念头死死压在心底。
一直等到1971年。
中央下了个指示，要重新查烈士的名册。
郑德的档案被翻了出来，摆到了周总理的桌案上。
总理盯着这个熟悉的名字，脑子里浮现出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飞行员班长，想了好久，批了那么几句话：身份查清楚了，牺牲的地方也定了，给烈士待遇，安排家里人来认领吧。
就这几行字，把冻了三十年的冰给砸开了。
1973年，郑庆飞收到了那封从北京寄来的信。
这会儿的他，已经是香港理工学院出来的高材生，掌管着家族生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富裕。
在当时香港那个环境下，他对自己的身世那是守口如瓶，很少跟外人提。
可拿到信的那一瞬间，他明白，血脉这东西，刀砍不断。
这便有了开头母子相见的那一幕。
黄杰把捂了三十多年的那封郑德遗书，交到了儿子手上。
就在那一刻，所有的误会和隔阂，都在这几张发黄的纸面前化没了。
改革开放以后，郑庆飞拍板做个决定：回大陆砸钱投资。
他是最早那一批进内地的港商。
在老家汕头，他盖起了电子厂，三年里扩建了三回，给上千人解决了饭碗问题。
做买卖是为了挣钱吗？
那是肯定的。
但他心里还有另一笔账。
他跟人讲：“郑家这个姓，早晚得在大陆扎下根来。”
他弄了个“郑德纪念教育基金”，掏钱帮家乡搞教育，专门照顾烈士的后代。
他不光掏钱，还花大把精力去搜集父亲当年的老底子。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拼图游戏”。
因为搞地下工作太特殊，郑德的好多档案在历史上都被销毁了。
郑庆飞不撒手，一点一点地抠，母亲黄杰也把自己压箱底的名单交给了他。
2019年，中国航空博物馆的英烈墙上，终于补刻上了“郑德”两个字。
在这个名字跟前，郑庆飞领着全家老小，站了好久好久。
这一年，他自个儿也成了个老头子。
可他盯着那个名字的眼神，清亮又坚定，像极了当年那个为了理想、毅然决然扔掉荣华富贵飞向大西北的30岁飞行员。
这就是历史给出的回响。
郑德选了死路，是为了让这个国家有以后；黄杰选了离别，是为了让孩子有以后；郑庆飞选了回来，是因为这个国家终于有了以后。
一家三代人，走的路不一样，终点却都在同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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