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欧洲领导人(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以及美国各大学校长、媒体机构负责人和顶级科技公司高管,都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试图安抚唐纳德·特朗普。他们在他面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每次内阁会议上,这种谄媚都暴露无遗: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亿万富翁称赞总统所谓“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导力”。
这种谄媚使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变得软弱无能:国会已成废物;最高法院成了为特朗普帝王式妄想盖章的橡皮图章;共和党则沦为一个名副其实“特朗普邪教”。
从绑架委内瑞拉总统、把自己任命为加沙的“帝国总督”、叫嚣吞并格陵兰和加拿大,以及对墨西哥、古巴、甚至可能还有尼加拉瓜的觊觎,到在美国城市街头放出蒙面暴徒恐吓公众——这些行为都显示,特朗普就是一支“单人拆迁队”。他正在摧毁国内残存的民主制度,也在摧毁二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海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以下对话嘉宾为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 R·温德尔·哈里森杰出服务教授,著有《大国政治的悲剧》《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等。对话主持人为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
一、国际秩序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克里斯:过去 12 个月里,美国国内法治在崩塌,国际法治也在崩塌。你一直论证我们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全球秩序”。那是什么?
米尔斯海默:毫无疑问,鉴于国际体系已从单极转向多极,国际秩序必然发生重大变化。大约从 1993 年到 2017 年,我们处在单极时期,美国是体系中一骑绝尘的最强大的国家,因而形成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我们能够以偏向自身利益的方式塑造国际秩序——或者至少我们以为如此。
但一旦俄罗斯和中国成为大国,我们进入多极世界,它们就会想改变秩序。特朗普第一次当总统时,国际秩序出现变化不可避免,但他做得远远超过这种“必然变化”。尤其在第二任期,他就是“单人拆迁队”。
理解特朗普的关键在于:他是单边主义者,想让美国独自行动。国际机构和国际法本质上是多边的,而他对此毫无兴趣,甚至试图摧毁它们,以便自己可以不受约束地单边行动。
他在尝试摧毁联合国之类机构,并提出所谓“和平委员会”。这个机构最初据说是为应对、并永久终止加沙的种族灭绝而设,但其章程甚至不提加沙。特朗普想要一个由他掌控的“和平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用它取代多边的联合国。
在格陵兰等问题上,他也执意要摧毁北约,因为北约是多边机构。总之:从单极到多极,秩序变化本来不可避免;但特朗普的加入使转变从根本上不同。他的目标是尽其所能摧毁国际机构与国际法。
二、冷战的经验:是两极还是多极?
克里斯:冷战时期也有苏联、中国。那时的关键点是防止中苏结盟。能否用冷战时期美国处理国际格局的方式应对今天?
米尔斯海默:冷战常被称为“两极”:美国与苏联两大超级大国。不过中国确实是重要大国。冷战前半段,中苏关系紧密,中国是美国死敌。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主要是在与中国军队作战。
基辛格与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从苏联一边“翻”到美国一边。冷战后半段,中美成了盟友。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单极强国,而中国仍是盟友。为了遏制苏联,我们当时有动力帮助中国变得更富、更强。
冷战结束后,尤其在克林顿时期,美国推行对华“接触政策”,帮助中国经济增长。2001 年邀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极大推动中国增长。直到大约 2017 年,美国几乎都在努力让中国更繁荣。(注:仅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号及官方立场)
但到 2017 年左右,中国已繁荣到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并开始发展一流军力。美国由此认识到中国已成大国,于是抛弃“接触”,转向“遏制”。关键事实是:美国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成为大国并在东亚展现力量后,安全竞争出现,我们才走到今天。
三、特朗普“炸毁盟友体系”的后果
克里斯:帝国需要盟友,但特朗普却在炸毁传统盟友(北约、加拿大),孤立美国。从历史看会有什么后果?
米尔斯海默:强国需要盟友、国际机构和国际法。美国强调国际机构与国际法,是因为规则与法律大体由我们书写,并对我们有利。特朗普之前的总统都明白这一点,也明白无论遏制苏联还是遏制中国,都需要与盟友保持良好关系、合作共事。
但特朗普与前任根本不同:他蔑视国际法与国际机构;他对盟友的态度甚至比对对手更恶劣。作为大国必须承认自身力量有限,不可能纯粹单边行动。权力有边界,因此需要制度。
美国外交政策建制中不少人也误判美国力量,以为军队是“魔法武器”,可以把伊拉克改造成民主并向中东扩散民主(布什主义)。但国际政治不是这么运作的。北约、联合国虽不完美,却各有用途。这也是特朗普将给自己制造大量麻烦的原因。
四、软实力、经济杠杆与“单边工具箱”
克里斯:他似乎也不懂权力运作,尤其是拆解“软实力”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之Y、和平研究所等。
米尔斯海默:他理解美国的经济力量。单极时期,美国自由派外交精英试图建立高度经济相互依存的体系,认为互依带来共同繁荣,繁荣带来和平。
但当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美国处于中心时,美国获得对多数国家的巨大经济杠杆。正是这种杠杆让我们能重创伊朗、委内瑞拉经济。2022 年我们热衷与俄罗斯对抗(通过与乌克兰结盟),部分原因也是以为可以靠经济制裁击败俄罗斯。伊斯坦布尔一度出现结束战争的谈判迹象,但我们破坏了谈判,因为误以为制裁会奏效——结果并未如愿。
特朗普上任后也以为能用关税对中国施压,但中国同样对我们有杠杆,例如稀土。总之:美国有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但并非无限。特朗普却相信可以单边使用这两种工具达成几乎一切目标;软实力、国际机构、国际法、盟友在他看来都不重要。他以为这足以让他像“仁慈D裁者”一样在全球获取想要的东西。
五、欧洲为何不敢对特朗普说“不”?
克里斯:SWIFT、美元储备货币地位正在被挑战;欧洲领导人不敢对特朗普说“不”,也许是怕经济报复?
米尔斯海默:欧洲确实害怕经济报复,但更害怕美国从欧洲撤出。欧洲大国之间长期没有冲突(暂不讨论俄罗斯),很大程度上因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充当“安抚者/镇静剂”。欧洲精英希望美国留下。
冷战结束时,苏联并不要求北约解散。戈尔巴乔夫、普京都曾提过加入北约的想法。俄方能接受美国留在欧洲以维持和平,但反对北约东扩。所有俄罗斯领导人——不只普京,也包括叶利钦、戈尔巴乔夫——都把北约扩张到统一德国边界之外视为挑衅。
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德国。冷战结束、德国统一让法国、英国等国紧张;但只要北约在、美国在欧洲,欧洲就不必担心德国引发安全竞争。
而现在特朗普威胁摧毁北约,或至少大幅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让欧洲“自己负责安全”。这等于移走美国这剂“镇静剂”,欧洲因此恐惧。从安全、经济、软实力与意识形态等层面,欧洲都深度致力于维持与美国的紧密关系;他们震惊于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竟转而对付他们。但他们面对的是特朗普。
六、“俄罗斯威胁”与欧洲内部离心力
克里斯:我们也在面对复苏的德国军国主义。欧洲人紧张,紧张的是德国。
米尔斯海默:欧洲精英(在我看来是愚蠢地)把俄罗斯描绘成巨大威胁,说俄罗斯会征服整个乌克兰并进入东欧。我认为这是胡扯。乌克兰战争持续多年,足以说明俄罗斯在征服上困难重重。
更重要的是意图:普京明确无意征服乌克兰西部。占领那片充满敌意的地区将是灾难。至于征服东欧、威胁西欧,更是无稽之谈。
克里斯:但体系需要敌人。为了让军事机器继续存在并扩张,没有敌人就会制造敌人。
米尔斯海默:欧洲的集体行动难题长期由美国“安抚者”角色解决。一旦美国撤出,欧洲内部的分歧与离心力会迅速浮现,欧洲可能无法作为单一实体有效行动。波斯尼亚战争早期就是例子:欧洲试图自行处理,结果失败,最后美国与北约介入。
制造外部威胁是压制离心力的一种办法:威胁越大,公众越愿意为军备扩张付钱,各国越有动力合作,也越可能说服美国留下。类似逻辑在欧洲确实在起作用。
七、今天更像“一战前”吗?焦点在东亚
克里斯:现在这段历史时期有多像一战前?
米尔斯海默:一战前的核心是德国在欧洲的巨大力量。今天的焦点不在中欧,而在东亚。顺带一提,从 1783 年独立到 2017 年单极时刻结束,欧洲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与经济地区;即便珍珠港后美国仍奉行“欧洲优先”。但在 2017 年后,欧洲对美国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不再存在苏联、纳粹德国、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威胁;对美国而言,主要威胁在东亚。
历史上第一次,美国在东亚面对真正严峻的挑战。中国是极其强大的对手:人口规模、财富、尖端技术能力,甚至可能超过美国,这些都构成军事力量。今天的主要竞争是中美竞争,地点在东亚。
相似之处在于:东亚竞争异常危险。中国要“统一台湾”;主张南海九段线/十段线,美国不认同;东海岛礁争端中中日立场对立;中国希望掌控东海与南海,而美国与日本反对。无论谁对谁错,东亚存在多个高风险爆点。欧洲与中东再危险,也不如东亚危险。因此,东亚局势与一战前欧洲并非完全不同。
八、国际法的崩解与“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
克里斯:一战、二战前让我震惊的一点,是国际协议崩解、国际法缺位。特朗普尤其在加沙问题上撕碎国际法。是否出现霍布斯式的无法无天?
米尔斯海默:一战前欧洲既有激烈安全竞争,也有大量经济相互依存;甚至在战争爆发后,贸易仍在继续。当时国际法与机构也在增长。但最终,安全逻辑与权力竞争压倒经济合作,走向战争。
即便把特朗普换成奥巴马、克林顿或艾森豪威尔那样的人,他们会重视盟友与国际法,但安全竞争仍然存在。如果安全竞争升级到可能爆发战争(例如中国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经济互依、国际机构与国际法或许边际上有帮助,但很难真正阻止战争。最好的希望是危机中“冷静者”占上风。这也是特朗普让人恐惧的原因。
很多人问我俄中如何看特朗普:第一,他们像我们一样困惑;第二,他们担心他的反复无常引发战争。东亚的台湾地区、南海、东海都是爆点,一旦爆发危机,而白宫里是特朗普,就会非常紧张。他不是你希望在东亚重大危机时坐在白宫的人。古巴导弹危机之所以最终避免核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肯尼迪头脑冷静,能在鹰派压力下找到脱困之道。
九、达沃斯与“格陵兰退缩”
克里斯:卡尼在达沃斯演讲精彩。但特朗普似乎在关税与格陵兰问题上收回立场:他说不会用武力夺取格陵兰。
米尔斯海默:他显然退缩了。他先说不会用武力夺取格陵兰,随后又暗示不一定要“和平购买”,转而谈与丹麦、欧洲、格陵兰人达成安排,以便他在格陵兰有更大操作空间。但根据 1951 年条约,美国本就有相当空间在格陵兰行动;即便未来出现俄中所谓威胁,丹麦、欧洲与格陵兰也会合作。因此他大体回到了 1951 年条约框架,可能加些“装饰”,总体是退了。
退让原因在于美国国内与欧洲出现真实反对声音。他会看民调。建制派里不只民主党,许多共和党也认为对丹麦开战荒唐。媒体还讨论军方是否会拒绝执行非法命令。这些因素叠加,让特朗普退让。特朗普是恶霸:你示弱他就会踩上来;但这次美欧不少人共同表态此举荒唐。
十、如果没有阻力:美国与世界会走向哪里?
克里斯:特朗普执政下,国内法治被掏空。蒙面移民执法“暴徒”的场景让我想起皮诺切特的智利等国家。如果特朗普愿景不受阻力,会走向哪里?
米尔斯海默:他刚满执政一年(1 月 23 日;去年 1 月 20 日上台),还剩三年。想到第一年造成的破坏,再想三年后美国可能变成什么样,令人胆寒。他还可能造成更大破坏。
他的外交观在国内同样适用:他不认为法律与规则适用于他,自居凌驾于法与规之上。他几乎不尊重司法、国会与媒体,并以起诉主流媒体相威胁,竭力削弱它们。
自由民主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威胁,美国也不例外。他是危险人物,难说最终如何收场。国际上也一样:三年后北约会怎样,很难想象。
当然,也可能出现严重经济下滑甚至重大危机,迫使特朗普改变行为,使其在重要方面被“去牙”,对自由民主的威胁减弱。但经济危机不一定削弱政权,反而可能巩固法西斯运动——这一点在南斯拉夫的恶性通胀、魏玛时期法西斯崛起中都有先例。
特朗普在美国拥有广泛支持,很大原因在于美国社会有相当多人感到在经济与社会价值上被抛下,认为精英不在乎他们。特朗普利用了这种怨恨,国家可能进一步向右。但如果未来出现严重经济问题,右翼会赢还是左翼会赢,也难以预测:支持“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是向左,支持特朗普是向右。
克里斯:这像 1930 年代。欧洲多国向右转,而美国因为强大的工会运动避免了法西斯。
米尔斯海默:当自由主义失败时,真正的分裂往往是法西斯与共C主义之间:左与右两种替代都会出现。1929 年冲击引发大萧条,魏玛政权本就开局极差,20 年代末刚站稳脚跟又遭崩盘,最终 1933 年希特勒上台。纳粹党 1928 年民调还是个位数,但危机改变一切。
因此,如果美国遭遇重大经济冲击,政治系统里已经存在把国家推向左或右的力量:民主党内部在“进步派向左”与“主流派维持现状”之间分裂;共和党内部也有进一步向右与维持现状的分裂。冲击将把这种分裂放大,走向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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