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仲春的一个午后，东长安街的阳光把中国人民银行临时办公楼的窗棂照得雪亮。行长南汉宸推开窗户透口气，回头时却把一支刚刚从故宫博物院借来的宫笔递给面前的老同事：“老马，写几个字看看？” 站在他面前的马文蔚怔了一下，随口回了句：“写什么？” 南汉宸笑而不语，只是把干净的虎皮宣纸铺满桌面。马文蔚心下一动，略一凝神，笔走龙蛇——“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跃然纸上，随后又补写了“壹、贰、叁、伍、拾、圆、角、分”和年号。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字会在五年后出现在亿万张钞票上，并沿用至今。
马文蔚虽生于1904年山西阳曲，却不像通常意义上的书法家。他大学念的是经济，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在金融风雨最急的三十年代，他奔走上海、香港、汉口、重庆之间，出任四行联合办事处视察员，也曾坐镇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人事司。派系林立、贪墨横行的旧官场，让他屡屡碰壁，甚至一度被诬告撤职。脾气倔强的他宁可失业，也不肯同流合污。抗战末期，他带着家人北上，藏身北平胡同，靠写字、教书糊口。那段日子虽清苦，却也磨炼出他日后坚持原则、不计得失的底气。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军管会急需熟悉金融业务的人手，有人想起了那位“脾气倔，却认真得要命”的马先生。就这样，马文蔚带着一纸介绍信，敲开了南汉宸的办公室。南行长早记得，当年在重庆，马文蔚顶撞过孔祥熙，摆出宁失官不失节的架势，如今见到老同事，自然格外欣赏：“明天就来上班吧，研究所少不了你。”自此，46岁的马文蔚穿上中山装，在金融研究所埋头整理解放区法币、金圆券以及苏区钞票的各项数据，为统一货币体系做铺垫。
统一货币，是新生政权“安民心、稳物价”的头等大事。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挂牌，同日第一套人民币开始投放。然而，这套钞票出身仓促，票幅过大且版式混杂，且因战局需要，补印地点遍布东北、华北，印制标准难免参差。到1950年，谈第二套人民币的声浪已起。设计人民币，除了图案、安全线、水印最费心，行名「中国人民银行」六字与“大写数字、年号”也必须端正大气，让人民看得顺眼、拿得放心。
谁来写？当时行里有人提议请名家于右任，也有人想请齐白石再露一手。南汉宸思索再三，忽然记起办公室不远处就有个低调的「内行」。马文蔚自幼随父研习魏碑，大学里又受校长赵丕廉赏识，辗转各地时，常以书法结交文人学士，却从不自称书法家，只当是案头清供而已。这样的谦逊，加上良好的政治口碑，正合用。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马文蔚当场写了七八张，回家后又取惯用之笔重写数份，交给南汉宸时还反复嘱咐：“不满意的尽管裁了扔了。”第二轮比对后，大家一致推举他的字。定稿悄然封入“绝密一号”档案袋，连作者姓名都未署。保密是原则，连他本人都没向家人透露。
1955年3月1日，第二套人民币正式发行。票面换成斜体魏碑，“中国人民银行”显得古拙厚重，不少人爱不释手，却只有南行长和少数参与人员知道这是谁的手笔。马文蔚拿到新钞，一眼认出自己的落笔，也只是淡淡一笑，“算是为国家出份力吧。”话到嘴边，终归没宣扬。
岁月流转，到1978年，满头银发的马文蔚办理了退休，回到阳曲老家颐养天年。五年后，《山西日报》在1983年3月1日刊出短讯，郑重其事地写道：“第二套人民币上的汉字均为冀朝鼎所书。”报纸送到阳曲，小院春寒犹在，70多岁的马文蔚捧着茶杯翻到那一版，嘴角忍不住扬起：“嘿，说岔了。”他女儿马眉不解，追问缘由。老人轻描淡写：“那几笔是我写的。”一句话惊得女儿合不拢嘴。
凭着在银行系统工作的记忆和父亲口述，马眉很快拟好两份情况说明，一封寄北京总行，一封投递《山西日报》。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收到来函，立刻上报，并两度派员赴阳曲。调查小组带着当年的“绝密一号”原迹，让八旬马老当场挥毫。虽然手因哮喘常抖，但写下的“银”字一比对，笔势转折与“1950原稿”若合符节，疑团当场解除。紧接着，总行在1984年9月发出84银函字191号文件，确认马文蔚为第二套人民币题字者。消息传开，慕名求字者络绎，老人却婉拒：“那是奉命之作，功劳应归南汉宸。”
有人疑问，为何票面上用“圆”而不用“元”？追索民国旧币法，货币进位以圆为本位，十进制度延续至今。“圆”沿用，兼具法统与书写美感；再者，魏碑体的丰腴转折写“圆”字恰好舒展，若突兀改“元”，整体气韵便断。此后，第四套人民币改用简化字时，总行也希望马老再写“国”“银”等字，惜他年事已高，执笔不稳，只得由北京印钞厂根据旧作临摹，保留骨架与神韵。哪怕换了简体，细看“国”字外框的刚劲、“银”字右旁的内收，都还能嗅到那股魏碑风。
马文蔚的一生，大半与中国金融史的波澜相伴：从战火中的四行，到新中国的金融研究，再到广西有色金属管理，再回陕西分行。他写过成堆的调查报告，也写过被人珍藏的行名，却从未把“书法家”挂在嘴边。1988年3月29日，老人在西安病逝，终年八十四岁。遗稿里，他只字未提人民币，更未留下任何“我”的夸耀，只言“愿后辈知金融之脉络，持正气，慎名利”。不少当年听过他授课的青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行内宿将，偶尔提到老马，总要感慨：“能耐和名声，他都留给国家，自己却不声张。”
1983年那封寄往太原的普通信件，如今黄纸已脆，却仍静静躺在山西省档案馆的柜子里。它提醒人们，纸张会旧，墨迹会淡，真正恒久的是那些不愿张扬、却以一笔一划写下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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