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黄昏，板门店停战协议的墨迹尚未干透，朝鲜前线一座山谷里，志愿军炮兵把最后一箱国产82毫米迫击炮弹装进坑道仓库。看守弹药的老兵咧嘴说：“总算歇口气。”那一刻，谁也想不到五年后，毛主席会在北戴河抛出一句意味深长的提问——“炮弹还有吗？”
停战后的前三年，部队忙着复员、整编、训练，火炮和弹药则全靠清点、回收、入库。数据很扎眼：仅上甘岭一役，炮弹消耗四十余万发，枪弹五千万发，库存缺口大到让后勤部皱眉。与此同时，海峡对岸正悄悄加固金门、马祖防御工事，台岛广播天天嚷着“反攻大陆”。局势逼人，补齐炮弹已经不仅是账面数字，而是一份迟早要兑现的保险单。
1958年初夏，北戴河海风里带着咸味。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进入军事议题时，毛主席转头看向总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简单一句：“抗美援朝打完，炮弹还有吗？”会场顿时安静。
这一问背后，藏着七年前的一段往事。1949年秋，准备进军西南的第四野战军刚结束衡宝战役，司令部讨论炮兵干部人选。有人提议：“让陈锡联来。”毛主席听后拍了拍文件，说：“四军那小钢炮，干炮兵准成。”
小钢炮的名号得自更早——1930年，15岁的陈锡联在湖北红安扛起火铳，接着在杨家寨、长胜街几场战斗里拼命冲锋，炸药包扔得准，被战友夸“炮点子狠”。这股狠劲一路带到抗日烽火中。1937年夜袭阳明堡，他指挥七百人拔掉日军飞机场，烧毁敌机二十四架；随后又在神头岭、响堂铺啃下硬骨头。淬火十余年，31岁就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司令员。
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志愿军炮兵。陈锡联走马上任时，装备只有苏式76毫米山炮一百余门，国产炮还在试制。他坦言：“人有，炮少，弹更少。”军委答复很干脆：“缺什么，边打边补。”
云山首战，志愿军炮兵不过千人，火力却要抗住美军十倍以上的炮群。战场上，陈锡联用电话线直接听火线回报，火力配比一再调整，“能省一发是一发”。战士回忆，某夜美军探照灯骤亮，陈锡联冷静下令：“打灯柱，不打灯。”三门炮齐射，一根电杆应声倒，照明瞬间熄灭，步兵得以转移。细节虽小，却尽显他的精打细算。
1952年底，苏联加大军援，第一批122毫米榴弹炮和M-30弹药运抵安东码头；与此同时，鞍钢、包钢开始小批量轧制高强度炮钢。到1953年春，我军重炮数量已是入朝初期的三倍。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依托阵地战消耗战略，使敌军处处忌惮。
停战后，陈锡联迅速向中央建议：以最快速度组建正规炮兵学院，消化苏制教范教材，培养专业技师。他在开学典礼上说：“打得好不算完，还得管得住、修得起、造得出。”
时间回到北戴河。面对主席的提问，陈锡联几乎立正回答：“炮弹够用，请主席放心。”身边的将领后来回忆，短短十个字，包含了三层底气——一是志愿军撤回时带回的大量剩余弹药；二是国内军工已能月产万发以上中口径炮弹；三是新扩建的三线兵工厂即将投产。
8月23日，对台炮击命令下达。午后两点，金门岛上方劲风呼啸，十余种口径的炮弹铺天盖地。第一次集束轰击持续两小时，海峡电台瞬间中断。随后四个月，我军进行了七次大规模射击与百余次点射，总弹量五十余万发。目标不是登陆，而是封锁与惩戒。战报显示，金门防御设施损毁率达三成以上，对岸补给线被迫改道。
9月中旬，周恩来在会见苏联军事顾问时提到：“这次打的不是数量，而是节奏。”而节奏，从毛主席那句看似轻描淡写的提问就已定下。
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陈锡联已移任北京军区司令，却仍亲赴炮兵阵地。哥萨克林中的反炮火射击表明，经过十余年更新换代，国产炮群射速、射距不逊于同口径苏制火炮。事实让对手不敢再越界半步。
1975年，陈锡联转入国务院工作，结束与火炮相伴四十年的军旅生涯。没了军装，他依旧关心兵工事业，多次到洛阳、内蒙厂矿调研。1999年6月，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有人说，新中国的炮兵是钢铁铸成的盾牌；也有人说，炮兵是共和国的脊梁。无论怎么形容，都无法绕过那个在北戴河海风里站得笔挺、用十个字给出肯定回答的湖北汉子——陈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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