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十七年（1481年），京城出了桩怪事。
有个老手艺人走了，皇上朱见深没把他当普通人送，非但办了场国葬级别的白事，还特地下旨要把灵柩送回苏州老家风光大葬。
搁在大明朝，工匠那也就是个“干苦力”的命，一人入行，全家跟着受罪，八辈子翻不了身。
但这老爷子是个例外，活着的时候官帽子戴到了工部左侍郎，那是正三品的实权，领的工资更吓人，是一品大员的待遇。
皇上平时都不直呼其名，张嘴闭嘴就是“蒯鲁班”。
这人本名叫蒯祥。
如今大伙儿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北边那个红墙黄瓦的城楼子——天安门（那时叫承天门），就是他一手捣鼓出来的。
大伙儿瞅着天安门那是气派，可要是把当年的施工图纸扒开来看，你会发现，蒯祥能把一众同行甩出几条街，靠的根本不是手里的刨子凿子，而是脑子里那套超前的“系统化算计”。
他心里的这三本账，算得那是相当明白。
第一本账：光好看没用，得“抗造”
把日历往前翻65年，那是永乐十四年（1416年）。
那会儿蒯祥还是个18岁的毛头小伙。
蒯祥他爹蒯福是名声在外的老匠人，被点名征召，年轻气盛的蒯祥死活要跟着老爹一块儿北漂。
到了南京工部报到，头一道坎就是“海选”——画样图。
当时来抢饭碗的老资历不少，脑子里的弯弯绕都差不多：给皇上盖房子嘛，怎么大怎么来，怎么花哨怎么整，把主子哄乐呵了就算齐活。
蒯祥闷头画了三天三夜，交了一张图：九间五门，顶上是重檐歇山，带平座栏杆，下头是通透的门洞。
朱棣一眼就相中了这个调调，但他紧跟着抛出了个要命的技术难题：“要是地基下沉个三寸，那门洞发拱还能撑得住吗？”
这问题问得太刁钻，太现实。
北京金水河边上那土，松得跟发糕似的，不像南京那是石头底子。
那么沉的城楼压上去，地基往下陷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要是沉得不均匀，城门非裂了不可，搞不好还得塌。
一般的老师傅碰上这事儿，回答基本都是一个路子：“臣多打点桩，多填点石头，把它筑得铁桶一般。”
这叫“死磕”。
可蒯祥给出的法子完全两样，他算的是怎么“借力打力”。
他回话给朱棣：咱们砌砖的时候，把那个楔形角度微调一下，让拱券带点“弹性”，地基要是微微变形，它自己能跟着调。
至于脚底下那块地，他也没打算硬顶，而是来了个“软硬兼施”：先打柏木桩，灌上糯米石灰浆，等干透了铺上横木做成“筏子”，最后再砌须弥座。
说白了，就是给死沉死沉的城楼底下，垫了一张又大又有韧性的“弹簧床”。
朱棣和工部尚书宋礼听完直点头。
这小伙子脑子里装的不光是木工活，连地质学和力学都门儿清。
第二本账：光苦干不行，得“取巧”
图纸定了，朱棣让蒯祥先做个“烫样”。
这玩意儿就是现在售楼处里摆的那种建筑模型。
蒯祥弄出来的模型，不管哪个榫卯都能拆下来，装回去还严丝合缝，朱棣拆着玩了半天，拍大腿喊：“这就是活鲁班啊！”
可真正的硬仗，是在永乐十五年的北京工地上。
那是真正的超级工程，几万号工匠，木头堆得跟山似的。
换个一般的总工，这会儿估计早就天天蹲工地上，盯着这个凿眼，看着那个锯木头，生怕出一丁点娄子。
可监工的官老爷发现个怪事：作为一把手的蒯祥，十天半拉月才去趟现场，绝大多数时候都窝在工棚里摆弄他那个模型。
监工急眼了，冲进去质问：“你当甩手掌柜，回头出了乱子谁顶着？”
蒯祥手里攥着把尺子，眼皮都不抬：“把心放肚子里，乱不了。”
这背后，是蒯祥算的第二本账：效率账。
靠人眼去盯，累死你也管不过来几万人。
蒯祥就干了一件事——把活儿标准化。
他把所有要用的构件都编了号。
哪根梁配哪根柱，哪个榫头插哪个卯眼，全在图纸上标得明明白白。
干活的人根本不用懂这房子长啥样，就像搭积木似的，把标号对上的木头加工好、拼一块就行。
为了保证这种“傻瓜式”干法不走样，他又捣鼓出一堆小工具：
标好了常用尺寸的“样板尺”；
专门卡连接处的“榫卯规”；
测木梁平不平的“雕龙水平仪”。
他把这些玩意儿发下去，教会大伙儿怎么用。
这么一来，活儿干得好坏不再看“师傅眼神好不好”，而是看“工具准不准”。
这套路子后来有个名号，叫“蒯祥营造法”。
效果那是杠杠的。
到了装斗拱的时候，蒯祥用了“盲装法”。
工匠们压根不用现场比划，拿起预制好的斗拱，往留好的槽里一插，咔哒一声，严丝合缝。
有个干了40年的老木匠当时就服气了，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利索的干法。
第三本账：光守规矩不行，得“变通”
话虽这么说，纸上画得再好，真干起来还得挨现实的巴掌。
爷俩到了北京实地一量，大麻烦来了：元代故宫遗址那地基，比预想的多沉下去了二寸七分。
这意思就是，要是照原图纸盖，城楼高度就不够了，看起来没气势，瘪瘪瞎瞎的。
这时候摆在蒯祥面前就两条路：
一是推倒重来，重新画图。
但这工期肯定得拖，皇上一发火，脑袋就得搬家。
二是装傻充愣，硬着头皮盖。
但这房子盖出来肯定挨骂，搞不好验收都过不了。
蒯祥选了第三条路：改数。
他当场拍板，改方案：所有柱子加高两寸，斗拱往外多挑三分。
说得轻巧，这种全是榫卯咬合的木头房子，牵一发而动全身，改一个数，后面几百个数都得跟着变。
监工看着刚切好的木料又要回炉，急得直骂娘，可看在蒯祥是皇上红人的份上，只能照做。
事实证明，这笔“变通账”算神了。
永乐十七年清明，承天门立架。
那根一万斤重的金丝楠木大梁，在蒯祥旗语指挥下，慢悠悠升起来、平移，最后“轰”的一声闷响，稳稳当当嵌进了汉白玉石柱顶上的凹槽里。
分毫不差，就像长在上面一样。
站在人堆里的老爹蒯福，冲着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那一刻他心里明镜似的，儿子已经把他甩在了身后，也把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工匠都甩在了身后。
太阳落山，承天门算是齐活了。
夕阳底下，那宫门壮丽得让人不敢喘气。
蒯祥一个人爬上脚手架，在最高的那根正脊檩上刻了个“蒯”字。
这是当工头的特权，也是最高的脸面。
就因为这座门，蒯祥从一个满身木屑的草民变成了朝廷大员。
明朝的书《双槐岁钞》里写，他“食一品俸”，皇上赏他的东西更是海了去了，据说有一年赏了五百万石的俸禄（这数可能是虚指，反正就是多得吓人）。
后来他又主持修了紫禁城三大殿、明英宗的陵寝，甚至在1465年承天门被雷劈了之后，以67岁的高龄又披挂上阵给修了一回。
1481年，84岁的蒯祥寿终正寝。
他这辈子，其实就干对了一件事：在那个全靠老师傅凭感觉、凭经验的年代，头一个把“数据化”和“标准化”这套东西给玩明白了。
那个刻在天安门大梁上的“蒯”字，代表的不光是一个苏州小伙的名字，更是中国古代工匠在工程管理和技术决策上的顶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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