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15日，北京城的寒风还透着寒意，清晨的西郊机场却一片忙碌。刚刚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将领陈赓走下舷梯，迎面看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压低嗓音，只说了一句：“有件特殊任务，得劳驾你。”语气里分量十足，却不容拒绝。几天后，七届四中全会即将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风暴早已在暗处翻滚。
谁是风眼？高岗。这个身形魁梧、脸颊留着麻点的陕北汉子，此刻正处于政治与命运的分叉口。若将他的一生浓缩成一条线路图，延安、陕北、东北、北京依次闪烁；每一站都刻着功勋，也埋藏着伏笔。1926年，他21岁入党；1932年，他和刘志丹共建红二十六军；1945年以后，他又在东北与林彪并肩，输送弹药、粮秣，人称“后勤沙皇”。这一切功劳，加上1952年掌管国家计委的显赫位置，让高岗对扭转经济体系充满策动的冲劲，但同时也让他的心思日渐复杂。
高岗并不掩饰对苏联模式的迷恋。把计划经济当作灵丹妙药，他甚至爱说一句话：“全学苏联，准没错。”听来带点理想主义，可在北京的权力棋盘上，这股热情却逐渐变了味。毛泽东提出“前后两线”，示意自己渐行幕后，本意是培养接班梯队，却让高岗觉得机会在向他招手。就在1953年夏天的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拿薄一波开刀，矛头却暗暗指向刘少奇。小范围里流传一句笑谈：“高麻子挖坑，刘家瑞（小名）迟早掉进去。”说者或许戏谑，当事人却难以释怀。
陈云、邓小平警觉得很，两人先后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毛泽东召见高岗时语重心长：“团结，最怕破口子。”然而，话音未落，高岗仍四处活动，连“轮流坐庄”这四个字都敢摆上桌面，连毛主席心中也多了几分思量。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宣布赴杭州“休假”并着手起草新宪法，临行前拍板：四中全会定于来年二月举行，会上要解决党内“阴风”问题。
进入1954年2月，北京城雪意未散，警卫等级却节节提升。陈赓奉命成立临时保卫小组，住进中南海西门内的小楼。那天清晨，他吩咐警卫：“把手枪拿来，再带二十发子弹。”警卫员好奇，终究不敢多问。陈赓接过手枪，举枪击落屋檐上一块瓦片，淡淡道：“枪没生锈，心也不能生锈。”这番话，既像自白，也像警示。
大会召开前夕，高岗神情自若，仍有人三三两两去他家中密谈。外间风声日紧，老干部们心中清楚：这场会非同小可。2月24日上午，会场席位早已安排妥当。陈赓被指定坐在高岗身后一排，理由只有一句：“有情况，你最稳。”周总理语调平静，却透出不容分说的决心。陈赓心照不宣，军帽压低，看似随意，实则右手始终搭在外套口袋。
会场上，毛泽东开门见山，点出“高、饶路线”的危害，随即由陈云、邓小平等人发言举例，列举了高岗在东北期间的独断专行，以及他在财经会议里的指鹿为马。刘少奇沉默倾听，只在关键处简短回应。气氛绷得紧，空气像被拉成细线。有人曾担心高岗情急失控，幸而他只是脸色铁青，低头翻着文件，最终一言未发。
会议持续至3月，中央全票通过了对高岗、饶漱石的审查决定。会后，高岗返回寓所，几位警卫悄然换岗。4月17日夜，他饮下一瓶安眠药，留下几页潦草遗书，“我对党已无颜再见”，字迹歪斜。翌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正式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定性为“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人们常问，为何周总理要让陈赓带枪守在高岗身后？答案并不复杂。其一，会议事关路线斗争，任何突发都可能演变成重大政治事故；其二，高岗出身军旅，性情激烈，万一情绪失控，后果难以预料；其三，陈赓历经无数险境，曾在上海秘密营救被捕同志，有胆有识，更懂分寸。让这样的老兵在现场，既震慑，也保底。
高岗走了，留下一串难解的问号与叹息。他的功过，历史自有评说：从陕北硝烟到东北热土，从红旗插上长白山到国家副主席的光环，他确有汗马功劳；可当野心蚕食理性，个人膨胀盖过组织纪律，悲剧便无可挽回。1954年那把悄悄上膛的手枪，最终没有开火，却如警钟长悬——在党内，政治忠诚永远比个人资历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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