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3日傍晚，北平西郊的长辛店站灯火通明。冷风裹着硝烟味扑面而来，一排吉普车发动机低沉轰鸣。坐在第一辆车副驾驶位上的，是头戴皮帽、眼神凌厉的王范。车灯沿着尚未完全修好的公路打出一束束白光，像利剑般划破城市的暮色。他死死盯着前方暗影，右手一直按在随身的“盒子炮”上。几小时后，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安全抵达香山，这趟被视作“进京赶考”的行程，最终没有出现哪怕一丝差池。可谁也没想到，九年以后，这位在暗线和枪林弹雨里立下无数功勋的王范，竟会在一纸文件里被“连降十级”，而且连夜送到了毛主席案头。
追溯王范的来路，还得把镜头拉回到二十年前。1930年的上海，外滩霓虹璀璨，法租界却暗流涌动。一天深夜，一名年轻巡捕悄悄塞进公共租界三号码头的一间阁楼里一张纸条——“明日清晨搬离虹口”。纸条只有七个字，却救下地下党一个交通员小组。写纸条的人正是王范。他本是江苏如东贫寒子弟，为逃亡命入了巡捕房，明里穿警服，暗里搜情报，靠着过硬胆量和细致心思，被同志们戏称“活探针”。
王范从小吃了太多苦。1905年，他出生那会儿，父亲给算命先生塞了两文钱，对方只回一句：“这孩子命硬。”命硬不等于命好。少年王范白天跟着私塾先生习字，晚上挑灯苦背拳谱；村里恶霸欺负佃户，他领着几个半大小子抡木棍就敢冲上去。先生叹气：“穷人孩子要想抬头，唯读书，唯练骨。”这句话烙进他骨子里。
1926年，王范在如泰地区发动“五一农民暴动”。枪声一响，地主仓皇，农民扬眉吐气。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后，反动派清乡，王范被通缉，只身闯沪。盘缠耗尽，他咬牙考进公共租界巡捕房。同袍好奇：“你一介书生，图啥？”王范笑笑：“站得高，探得准。”他藏锋敛迹，夜里抄谍报，昼间打点巡逻，短短三年，递出十余封密信，破了敌探多次围捕。上海地下党给他起了外号——“包打听”。
可“包打听”终究要露面。1933年夏夜，他为掩护一名交通员，路线暴露，被捕。同坐班房的刑警对他低声嘀咕：“兄弟，你要扛住，外头人多嘴杂。”王范淡淡回一句：“放心，舌头咬断也比卖队友强。”此话不足十秒，却让旁人敬佩不已。牢里三年，他依旧利用跑腿便利，把巡捕房风向透给党组织。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国共开始合作。监房号子口传来消息，同事们凑钱疏通，给他开了一纸“抗日义释”。临出大门，狱警拍拍他肩：“好汉，出去撞个痛快。”王范点头，拎起破行李卷直奔延安。
延安岁月不长，却奠定了他的专业方向——保卫与侦察。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安排他管治安，一干就是六年。1941年，军统特务借口“粮荒调查”潜入靖边，准备刺杀边区要人。王范混进窑洞村落，装成挑粪农夫，用一天时间摸清落脚点，夜里突然收网，五十六名特务一锅端。毛主席听汇报，批示两字：“可嘉。”
时间进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刚结束，局势却仍危机四伏。负责前站勘察的人选，中央毫不犹豫点了王范。北平城里的暗堡、炸药、炮阵地，他带队挨家排查。恭王府后院那颗老槐树下埋有炮弹，若不是他细看土壤颜色异常，很可能在阅兵线路上引爆。排险任务完成后，他主动申请最危险的“先锋车”。同行警卫劝他换位，他摆手：“前面有我，后面才稳。”
北平任务完成，王范旋即被调到上海。渡江战役胜利在即，蒋介石把“退守台湾”写进日记，可布下的潜伏网却没撤。王范到沪第一件事，是带队挖地毯式搜炸点。淮海路6号仓库中夹层检出C4炸药时，大家后背发凉。更棘手的是，敌方代号“丁香”的密电多次提到“消灭华东局首长”。王范判定对手不会轻易弃城。当晚，他在公共租界安仁里布下埋伏，擒获特务头目二十余人，其中三人竟是戴笠旧部。行动报告送至中央，刘少奇批注：“幸得王范，华东局无恙。”
1953年，新中国法检系统初建，王范被派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他强调依法办案，不搞“宁可错杀”、不搞“帽子先行”。部分群众情绪激烈，一时难以理解。有的案子他坚持再核实，往往要顶着骂声签字。王范坦言：“法律面前，不分‘红’‘黑’，只分事实、证据。”这股倔强后来埋下祸根。
1958年秋，一份密集检举材料汇总到有关部门，指责王范“立场摇摆、袒护坏人”。很快，一纸处分下来，他被连降十级，几乎跌到基层。文件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阅后语气严厉：“连降十级？哪有这样办事的。”随即吩咐调齐全部卷宗。周总理进门时，主席把文件往桌上一放：“这个人我认识，抗战、解放战争屡立奇功，洁己奉公，这案子我来核。”简单一句“我来核”，让多年战友心头一热。
经过逐项复查，诬告内容缺乏证据，王范“戴帽”处理被撤销。他被恢复正厅级待遇，改任上海闵行区区长。那年冬天，他在七宝镇下乡督查涝田改造。夜里北风呼啸，他咳得站不直，同事劝他回市里休养，他摆手，“报告还没写完呢。”1967年夏，长期劳累加上旧疾复发，王范在家中病逝，年六十二岁。
档案里留下的都是干巴巴的数字，可许多细节藏在老同事的回忆里——王范爱穿灰布中山装，吃饭三口两口，不抽好烟；审案习惯把卷宗摞得比人还高，扳指节算细节；遇到复杂案子，他常念一句话：“咱们是共和国的护路工，路不平就得铲。”这句朴素的话，后来成了上海检察干部口口相传的“王范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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